宋人吃茶的格局，和如今是完全兩回事情。早春二月，福建建安的茶樹剛剛長出嫩芽，就被采摘下來，經過蒸青、榨膏，用茶臼子研成云母一般的細細的白色粉末，方可進行點茶。點茶，要用湯瓶中的沸水先加一點調成膏，再沖水，用竹茶筅擊拂，待茶碗中出現浮云般的一層白沫，方可以飲用。茶盞最好是黑色兔毫建盞，因為唯有黑色茶盞能襯托出茶沫的雪白。中國美學到了宋朝方才真正到達高峰，即一種文人士大夫的極簡主義審美，對“雅”的極致追求。茶天然具有的某種自然之風雅，令上至天子下到平民都對此物趨之若鶩。當然，古代大眾的這種慕雅行為與今天并沒有本質不同，大眾當然都可以附庸一下風雅，借以刷刷存在感的，沒有人附庸，哪里來的風雅呢？好比今天我們參加所謂茶會，穿上漢服拍照，再發發朋友圈，配上點雞湯文，不妨事的，真是那塊料，自然慢慢會體會到茶的樂趣；然而對于有的人來說，這種“雅”本來就是他生活的常態而已。
1081年大年初二，被貶謫到黃州的蘇東坡給他的好基友、“河東獅吼”典故的當事人陳季常寫了這樣一封信：
軾啟。新歲未獲展慶，祝頌無窮，稍晴，起居何如？數日起造必有涯，何日果可入城。昨日得公擇書，過上元乃行，計月末間到此，公亦以此時來，如何？竊計上元起造，尚未畢工。軾亦自不出，無緣奉陪夜游也。沙舫畫籠，旦夕附陳隆船去次，今先附扶劣膏去。此中有一鑄銅匠，欲借所收建州木茶臼子并椎，試令依樣造看，兼適有閩中人便。或令看過，因往彼買一副也。乞蹔付去人，專愛護便納上。余寒更乞保重，冗中恕不謹，軾再拜。季常先生文閣下。正月二日。
大意是，東坡看上了陳季常的茶臼子（建州是北宋御茶苑的核心地區），想讓自己這邊的銅匠依樣子打一個，于是大年初二就巴巴兒地寫信去借；但又說，如果有人去福建，還是要請人去買一副來的。
這一年蘇東坡四十四歲，剛剛因為“烏臺詩案”被貶到黃州第二個年頭。
雖然頂著“千年第一大才子”的名頭，可東坡如果在今天混圈子，也許大概可能當不了作協主席、書協主席之類的，原因“你懂的”;當網紅更不可能，原因有二：第一，雖然他才是那個真的耿直boy,然而，網紅界的耿直boy,哪一個不是有故事的女同學呢？第二，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東坡的世界觀與當下所謂“成功學”完全是反著來的；他的人生之旅基本是“人往低處走”,用小時代那種大勢利眼的觀點來看，他是個“大寫的loser”.總之，用朝云對他的四個字評價：不合時宜。
但是，東坡最高杰作，卻大多是在往“低處走”的階段創造出來的，比如詩文《念奴嬌·赤壁懷古》、《前后赤壁賦》；書法《寒食帖》、《洞庭春色賦》等。 大概東坡也從未將“成功”當回事。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古代讀書人自有其安身立命的方法。更重要的是，無論身在何處，他的性情并不會為之改變，不會有任何造作，就像我們看到的這通尺牘。
以東坡之名留下的墨跡甚多，但多件頗有存疑之處。然而這通《新歲展慶帖》則一直被歷代大家認為真跡無疑。它和寫給陳季常的另一通《人來得書帖》被合為一帖，明代大家“董狐”董其昌在其后題跋曰：“東坡真跡，余所見無慮數十卷，皆宋人雙勾廓填。坡書本濃，既經填墨，蓋不免墨豬之論，唯此二帖（新歲、人來）則杜老所謂須臾九重真龍出，一洗萬古凡馬空也”. 董狐一向自視甚高，連趙孟頫都不放在眼里，這樣的評價算是很高了。該帖歷經項子京、安岐遞藏，在北京故宮深藏不露。所幸的是，在故宮博物院武英殿最近的“故宮藏歷代書畫展”中，我們又能一睹此物真容了。
在“宋四家”中，東坡書法并不完美，點畫肥腴有“墨豬”之譏，結體寬扁有“蛤蟆”之諷。要論技法的多樣，姿態的美麗，東坡恐怕比不上米元章。然而又有論者，即所謂蘇軾天然、黃庭堅勁健、米芾縱逸、蔡襄蘊藉，東坡仿佛又勝出一籌了。“天然”二字，在中國美學甚至哲學體系里，地位不言而喻。東坡談到自己的書法時也自信地說，“我書意造本無法，點畫信手煩推求”.果真是一枚耿直boy.這種天然，更表現在真性情的流露。而仔細看處，卻又筆筆有法。我們在《人來得書帖》中可以體會到。
軾啟：人來得書。不意伯誠遽至于此，愛愕不已。宏才令德，百未一報，而止于是耶。季常篤于兄弟，而于伯誠尤相知照。想聞之無復生意，若不上念門戶付囑之重，下思三子皆不成立，任情所至，不自知返，則朋友之憂蓋未可量。伏惟深照死生聚散之常理，悟憂哀之無益，釋然自勉，以就遠業。軾蒙交照之厚，故吐不諱之言，必深察也。本欲便往面慰，又恐悲哀中反更撓亂，進退不惶，惟萬萬寬懷，毋忽鄙言也。不一一。軾再拜。
“伯誠”為陳季常之長兄陳忱。顯然是陳季常向東坡通報了兄長的死訊，東坡遂去信慰問。雖寥寥數語，卻絕無廢話，以他與陳季常的交情，彼此只言片語已足以傳達深情，但外人看來似乎淡了些。然而這通尺牘就要結束的時候，東坡又附上兩行小行書：
知廿九日舉掛，不能一哭其靈，愧負千萬，千萬。酒一擔，告為一酹之。苦痛，苦痛。
在克制的情感之下，是涌動的苦痛，真摯的共情，躍然紙上。而當我們看到東坡這件墨跡時，這種印象又會被放大數倍，筆墨之間那種情感的起伏，和我們觀看王羲之《喪亂帖》、顏真卿《祭侄稿》的感受有頗多類似之處。
講到尺牘中東坡的真摯，竟讓筆者想起臺北故宮中的那件《歸安丘園帖》了。東坡與章惇本為多年好友，在“烏臺詩案”中，章惇雖為新黨，還曾極力營救過東坡。但后來章惇與蘇轍結怨，遂多方迫害蘇軾兄弟，乃至有斬盡殺絕之意，但東坡從未流露出怨恨。然而風水輪流轉，章惇失意時，同樣一再被貶，他的兒子流落海南，還承蒙東坡照拂。在章惇被貶汝州時，東坡修書一封前往寬慰，稱“歸安丘園早歲共有此意”,但是我深知你的性格怎會安于此？只是暫時的蟄伏，究竟還是要東山再起的。這封尺牘書法寫得安靜、淡然，字里行間流露的那種溫雅、真摯，哪里像是寫給一個仇人？想想我們當下的各種“互撕”,吃相好難看，這不是斯文掃地，而是從未有過斯文罷了。
雖然這一回的展覽借上了第34屆世界藝術史大會的名頭，可是預想中的《步輦圖》、《韓熙載夜宴圖》不知為何并未展出，在參展杰作中，盡管摹本王羲之《雨后帖》和杜牧《張好好詩》名頭更響亮些，但東坡這件真跡尤其令筆者著迷，單單為了它，也值得混在如織的游人隊伍中走一遭。
其實北京故宮寶貝甚多，可迄今絕大多數所翻拍出版的字畫，用的還是上個世紀“故宮攝影部”拍攝的舊片子，當年離日本二玄社的水準就差了十萬八千里，再加上印刷馬虎，結果要么像“燒煳了的卷子”,要么“像霧像雨又像風”,令人疑心攝影師連焦距都對不準。其實國內今天的微距攝影、調頻網印刷水準、硬件設備早就不輸二玄社，然而一些復制品卻只熱心于制造各種奢華版，動輒過萬，并且每一種都要做成巨冊，像個石獅子一樣笨重，以便蹲在豪宅里充門面。上個月臺北故宮前院長馮明珠被聘為北京故宮顧問，這其實是好事一樁，不必附會上其它的意義。北京故宮若像馮明珠研究員曾經做的那樣，也出一套《故宮法書新編》，印刷幾乎“下真跡一等”,卻又價格親民，隨手便于翻閱，也是我等大眾粉絲之福利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