樓蘭消失之謎。
公元330年春天，雖暖乍寒。在樓蘭城外的軍士正在認真檢查排隊等待過關的百姓。軍士在一個柴火商面前停下來，檢驗完畢后，把銀錢給了他，并和往常一樣把這件事記在木簡上，并鄭重其事地寫上了當時的年號--建興十八年。
建興是西晉皇帝晉愍帝司馬鄴的年號。建興年號只是用了4年，而這里還在使用建興十八年的年號。可憐的生活在與世隔絕沙漠中的他們，沿用著早已廢棄的年號，每天望眼欲穿等待著。
……無邊無際的黃沙像霧一樣鳴叫，風卷起黃沙在肆無忌憚地滾動著、哆嗦著，從天的這邊滾向天的那邊，一切都被風沙掩埋了。
沙漠給人的印象只是一片黃色。其實，沙漠是一個顏色多樣的世界。沙漠里面是由米粒大小的沙粒組成，每一顆沙粒都有自己的顏色--紅的、綠的、藍的、黃的、紫的，幾乎世界上所有的顏色都能在沙漠中找到它的原色。
這里被稱為”沙漠中的龐貝。“
樓蘭，位于東經89°55'22”,北緯40°29'55“,在新疆若羌縣境內。它西南接且末、精絕、于田、北連東師、西北通焉耆，東通敦煌。是絲綢之路上的樞紐中心。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樓蘭屬西域三十六國之一。早在史前樓蘭就是一座著名的”城廓之國“.古代絲綢之路的南北兩道就在樓蘭分道。司馬遷《史記》載：”樓蘭，姑師邑有城郭，臨鹽澤。“《漢書·西域傳》稱：”樓蘭國最在東垂，近漢，當白龍堆，乏水草，常主發導，負水擔糧，送迎漢使。“西漢時，樓蘭的人口達1.4萬，商業發達，繁榮昌盛。在漢匈爭戰中，樓蘭時而向漢，時而降匈，茍安于兩大政治軍事勢力的夾縫之中。
漢武帝通西域后，樓蘭一度投向匈奴，攻擊并劫掠漢朝使者和商隊，致使漢與西域的交通受阻。
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漢武帝命趙破奴、王恢率兵數萬從敦煌出發，直擊姑師、樓蘭。擒俘樓蘭王，并封王恢為：告侯。匈奴知樓蘭投漢，又發兵攻打樓蘭。樓蘭只好將兩個兒分別送去作匈奴和漢朝的人質，以求自安。后匈奴質子被封為王母，親近匈奴，背向漢朝。尉屠降漢，將情況報告漢朝。昭帝元鳳四年（公元前77年）漢派傅介子一行30余人前往樓蘭，設計殺樓蘭王子，立尉屠耆為主，改國名鄯善，并遣發史兵率屯田撫，在玉門關至樓蘭沿途修置烽燧亭障。東漢公元2世紀初曾派班勇主守樓蘭，在此建立了西域長史府，一直延續到魏晉。
按考證，樓蘭在新石器時代已有人類活動并生養繁殖，青銅器時代曾一度十分繁榮。然而，在大約1700年前后，樓蘭卻突然神秘地消失了。
地質學者曾分析過樓蘭消失的成因：在距今7-8萬年前，青藏高原快速隆起，阻隔了印度洋暖流的走向，對中國西北的氣候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致使印度洋的暖流無法到達東亞地區。而正處于這一地區的羅布泊則面臨干旱之災。從此，干旱和沙漠化大規模侵蝕這一地區。另外，一個偶然的事件加劇了羅布泊地區的干旱化過程：孔雀河上游曾發生過一次滑坡，滑坡堵斷了孔雀河河道，致使河流改道，流向羅布泊的河水中斷。河流改道后，漢王朝曾派索勒率兵1000人又聯合鄯善、焉耆、龜茲三地3000人、疏治河道，以解樓蘭缺水之患，但雖經努力卻無濟于事，樓蘭終因河流改道而荒廢。
關于羅布泊及外在其流域的樓蘭的消失之謎，除上述地理環境的原因之外，更多的是人為因素所致。大體有以下幾種說法：
一、人類的過度開發破壞了樓蘭的生態體系，大量樹木的砍伐和對水資源過度利用造成這一地區生態的急劇惡化。
二、瘟疫的肆虐。樓蘭城突然經歷了一場急性傳染病，瘟疫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襲擊了樓蘭，一家又一家的人在病痼中死去，毫無抵抗力的樓蘭人只好選擇了棄城而逃。他們來不及收拾行囊、打點行裝，在一個早晨倉皇而去。這從樓蘭遺址中發現的尚未帶走的糧食、食品可見一斑。在流行病的面前，恐懼彌漫全城，選擇生的人們扶老攜幼，沿著塔里木河毫無目的四外逃散，只要離開樓蘭城--離開得越遠越好，并且他們根本不敢在若干年以后再次回來看望生于斯養于斯的故土。
三、戰爭的毀滅。夾在中原王朝和西域列強之中的樓蘭，連年遭遇戰亂，民眾苦不堪言、食不果腹、衣不蔽體、完全處于絕望之中的人們，不得不放棄故國而遠走他鄉，因此，樓蘭成為一座毫無生機的鬼城。從此，無人再敢踏進樓蘭去尋找他們的夢。
也正是這樣偶然中的必然性使樓蘭保持了1600年前的原樣。也為后來的考古保留了美艷妍麗的”樓蘭美女“,也保留了被視為罕世珍品的”樓蘭殘紙“.
樓蘭似乎是在某一天突然銷聲匿跡的。它消失在人們的記憶中的過程如存在一樣的波瀾壯闊，成為了千古之謎。
東晉隆安三年（399年）時法顯高僧西行取經路過此地，這里已是：”上無飛鳥，下無走獸，遍及望目，唯以死人枯骨為標識耳。“?髴一派”古來白骨無人收“的荒涼破敗凄慘景象，自此這一名城轟然倒下，迷失在茫茫沙漠之中了。
樓蘭再次進入人們的視線，已經是1600年以后了。
1900年，瑞典探險家斯文·赫定率領的探險隊在新疆探險，他的探險是軍事目的還是人類好奇，也許兼而有之。那天探險隊在沙漠中艱難地行進，向導愛克迪丟失了一把鐵锨，順原路尋找途中遇到沙暴迷失方向，意外地發現了一座風沙掩埋下的城堡，告訴了斯文·赫定。斯文·赫定對其進行了挖掘，從而發現了樓蘭古遺跡。接著，英國人來了，美國人來了，日本人來了，一批一批的外國探險家抵達樓蘭，挖走了一批又一批的文物。其中，就有570余件樓蘭殘紙和簡牘。
據這些探險家們的資料，當時他們雇傭的苦工中，有牧民、也有獵戶、漁民，這也從另一方面反映羅布泊地區生態的多樣性和豐富性。
樓蘭殘紙的發現地，古時屬于西域36國之一的鄯善國。殘紙中提到的李柏曾任西域長史。西域，有廣狹二義，廣義是指我國新疆及中亞、南亞、西亞，皆稱為西域，狹義是指新疆天山南北，一般指蔥嶺以南（今帕米爾高原），甘肅敦煌以西的地區。鄯善國遠距敦煌300多公里，在絲綢之路的必經地白骨堆之南的河岸邊。它是漢朝和西域的必經之地。
西漢初年，強大的匈奴橫亙在漢與西域之間，對漢王朝構成極大威脅。公元前121年，漢武帝發起對匈奴的河西戰爭，并取得決定性勝利。《史記·大宛列傳》記：”這次戰爭之后，金城河西并南山至鹽澤空無匈奴。“”而漢始筑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國。“趕走匈奴，漢朝漢武帝設立河西四郡，實行移民充邊和屯田的政策，以確保通往西域的門戶不再關閉。《史記·平準書》記：”初置張掖、酒泉，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開田官，斥塞卒六十萬人戍田之。“可見，當時的移民戍邊屯田的規模是何等之大。漢簡記載也證實”戍田卒千五百人為■馬田官寫涇渠，乃正月巳酉淮陽郡。“河西四郡設立后，漢朝又在樓蘭設立了西域長史府。樓蘭漢朝的交流方便多了。
西漢至魏晉是河西歷史上政治、經濟、文化、外交發展最快、最好的時期。其一是中央王朝國勢壯大擴疆拓土的需要，加大對河西四郡的投入，確保對西域的控制。
其二是絲綢之路開通后，河西地區成為聯通長安與西域的大通道，商業繁榮，社會昌盛，領全國開放風氣之先。
其三，河西地區自然條件良好，地勢遼闊，耕地平整，水系發達。域內有氐置水（今敦煌縣黨河），籍端水（今瓜州縣、敦煌縣疏勒河），呼蠶水（今酒泉市北大河），羌谷水（今張掖市黑河）、谷水（今武威民勤縣石羊河）等五大河流貫穿其間，水草豐茂，物產豐富，畜牧興旺。
其四，”八王之亂“之后，中原陷入連年戰亂，烽煙四起，民不聊生，而河西地區撫恤貧窮，輕賦薄稅相對安定祥和，為當時國域內唯一的一方和平凈土。于是，中原流民紛紛奔赴河西。一些名仕學者也隨往西遷，帶來了中原文化和生活習俗，使之與當地文化進一步融合貫通。
其五，這一時期，河西教育文化事業迅速發展，興儒教、倡佛學、設立學校、培養人才，使東漢以來被破壞的學校教育制度得以恢復，張軌當政時期，在涼州設”崇文祭酒“,”行鄉射之禮“,倡導教化、表彰忠孝禮義、推崇清貞德素、高才碩學、著書經史、懲惡勸善、整頓紀綱，使傳統文化得以發揚光大。
以上五種原因，使河西地區人口大增，才俊匯集，呈現出中原與河西人才、思想觀念、生產技術的大交流，大融合。
河西地區經濟繁榮、政治穩定為文化發展提供了良好的經濟基礎和社會基礎。樓蘭殘紙及居延漢簡等考古文獻對這一段歷史有大量記載。同時，我們也以這種社會文化為背景，把甘肅河西和樓蘭聯系起來，從聯通中西文化的絲綢之路大語境中去考察和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