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30年代初，民國首都南京有過一場著名官司：畫家徐悲鴻狀告年僅18歲的任仲年造假。
徐悲鴻列舉了很多事實，證明任仲年造了很多他的假畫并兜售獲利。任仲年請了當時南京著名律師王龍為自己辯護，審判結果居然是任仲年贏了，徐悲鴻輸了。任仲年勝訴的理由是：徐悲鴻是我的別名，我在自己畫上落這個款有何不可？
今天很少有人知道任仲年，但這個被美術史遺忘的小人物，在書畫造假史上卻不可不提。南京舊時有個書畫造假幫派，他們制造的贗品被稱作“中華門造”,而任仲年就是這個派別的代表人物，被他偽造過的名家，除徐悲鴻外，還有張大千、齊白石和傅抱石等眾多名家。
官司很著名，但任仲年造假水平如何呢？10多年前，筆者曾看過一幅任仲年本款的奔馬圖，發現他因為沒有受過西洋寫實繪畫的訓練，缺乏素描基礎，骨骼與肌肉之間明顯脫節。鑒定徐悲鴻的馬有一個小竅門，即多在馬鼻上用白粉重抹一道，力度大而光感強，而任仲年的偽作，卻如粉筆拖出，死弱無力。任仲年仿徐悲鴻的贗品還有一個特點，即多數用粗紙裱成，只在邊上貼上窄窄的一條綾子，這種被稱為“紙裱”的裝法，是舊時代最省錢的一種裱法。徐悲鴻的畫在當時已價格不菲，高價買來的畫卻用最低的檔次裝裱，明顯留了破綻。
在書畫鑒定中，看款字是非常重要的一環。畫可偽而款字是不可偽的，或者說是很難偽的。啟功先生說看畫有模糊度，而看字是沒有模糊度的，說的就是這個道理。任仲年的書法功力不深，有種媚俗和刻板的味道，與畫風一致。從他的款字入手，筆者又發現了他造的張大千仕女偽作，落款是上世紀40年代。拋開書法和畫風不提，張大千對畫具非常講究，上世紀40年代他在敦煌臨摹壁畫期間，請西藏喇嘛幫他用天然礦物制作了佛頭青、朱砂，今天看來仍然絢爛奪目，而這張畫中所用的顏料很差，白粉全部返鉛發灰黑色。
以今天的眼光，識別“任仲年們”并不太難，他們臨摹清代舊畫和民國名家時，多根據母本復制，不敢越雷池半步，他們也是在中國最早用燈箱拷貝法做假書畫的一批造假者。由于造假多為得小利而為，因此顏料和裝裱都很差。
任仲年后來去了武漢，在中國科學院水生物研究所工作，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還在武漢作畫。他能脫離造假行當，還應該感謝傅抱石。建國后傅抱石發現了任仲年造自己的假畫，任倒也坦白：為了吃飯。傅抱石早年清貧，曾仿過趙之謙印章來貼補學費，可能這段經歷使他對任仲年有了一些同情與憐憫，于是把他推薦到研究所繪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