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奈的《塞納河畔，韋特伊附近》，一幅迥異于他個人印象派多彩風格的作品。著名油畫藝術家、中央美院教授王沂東對此解讀：“只是藍綠兩種色調，雖然其光影或色澤的使用都不為國內美術界所熟知，但這卻是莫奈前期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是20年后如‘睡蓮’般光影交錯的‘意象莫奈’形成的隱形種子。”
近日，包括《塞納河畔，韋特伊附近》在內的100幅19世紀歐洲繪畫作品——《古典與唯美——西蒙基金會藏歐洲19世紀繪畫精品展》，在中華世紀壇世界藝術館展出。館長王立梅告訴記者：“表現主義的蒙克、印象派莫奈、拿破侖三世御用畫家卡巴內爾……這些名字象征了藝術史上新藝術與古典藝術的交替、印象派與表現主義的衍生。但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展品雖出自名家，可是從早期就被眾私人藏家所收藏，很少亮相于公眾，所以鮮為國內藝術界所知。除重要的古典寫實作品外，表現勞動生活與女性題材的作品，法國畢沙羅、英國透納等的作品更是第一次在中國展出。南美著名收藏家西蒙先生帶來的這100幅作品像生動的圖像歷史，再現了歐洲19世紀古典主義藝術的特殊發展時期。”
重回希臘的古典藝術
萊頓、摩爾、柯羅、畢沙羅、蒙克……他們是19世紀古希臘藝術最忠誠的追隨者，王沂東認為，即使古典主義唯美的審美標準與西方藝術的整體發展有所脫離，但卻絲毫不影響這些畫家筆下那“高貴的單純和靜穆的偉大”的風格。
尤其注重輕柔著色、細膩線條的英國畫家摩爾是維多利亞時期的代表藝術家，在他的《四重奏：一個畫家對音樂藝術的贊頌》中，希臘的風格非常清晰，音樂家與女孩古典長袍的褶皺，以希臘雕塑式的層次感充分表現了摩爾在調理線條上的巨大創造力，為了避免一種完全的“古希臘場景”，他又刻意畫上了現代樂器，王沂東說：“這種矛盾其實就是19世紀古典主義藝術家外在創作與內心世界的巧妙結合。”
“可見，此時的繪畫藝術是帶有濃烈歷史烙印的，現代人去賞析它們，如果只是一味強調19世紀的藝術格調，抑或感嘆那留于畫布上的華麗色彩，也就枉費藝術家的一番精心雕琢。用彼時的心情去感受畫中的氛圍，褪去電子時代的酷感把自己完全浸入古典氣息中，去迷戀萊頓筆下暗喻湍急河流和飛濺水花的寧芙精靈，去暢游佐恩巴倫西亞海灘風格的浩淼湖泊……這時，在唯美的油彩之外，體驗到的就是畫家平靜的內心世界，以及藝術本身最純真的價值。”
也許正是基于視覺的美感和心靈的享受，維多利亞女王更是視英國唯一男爵畫家萊頓的作品為私藏中的珍寶，其《海邊撿拾鵝卵石的希臘女孩》則完全以希臘神話人物造型為基礎，飛揚的裙帶更讓畫面具有了強烈的戲劇色彩。評論家喬治·史蒂芬曾對此表示，他以擬人化的方式追憶古典傳統，用均勻的構圖法使不同位置的人物在視覺上平衡，抽象的形式運用恰恰使他筆下的一般女性升華成了女神的形象。
“19世紀的藝術批評家認為關注古希臘風格的古典主義是有局限的，其實在此相繼興起的印象派、拉斐爾前派、浪漫主義等諸多藝術運動都證明了19世紀的歐洲是一個藝術之花百家爭鳴的時代。雖然在題材上，逐漸由上流社會走向市井階層、由莊嚴走向輕松，但細膩唯美的畫面卻是藝術家挖掘深層藝術語言的外在標準，而基于夸張、變形、裝飾等形式美感之上，他們是用表現性、象征性和抽象性的藝術實踐來不斷地強調個人的藝術價值和主觀性。諸如塔德瑪的《埃拉加巴盧斯的玫瑰》，畫家借用鐘愛的花瓣描繪羅馬皇帝的驕奢淫逸，而把人體和花瓣融為一體更是一種極致的繪畫技巧；而受萊頓影響的格威德則用仰視觀察角度的手法，來表現《古典美》紀念碑般的高貴之感。”王沂東說，正如新古典主義使文藝復興和巴洛克藝術得以延續一樣，這時的藝術流派也開啟了西方現代藝術之門。
古典主義的現代啟示
從古典主義的19世紀，到個性化藝術風行的今天，“古典與唯美”的細膩情調能夠給一個提倡藝術風格多元化的時代，帶來怎樣的啟示呢？
“這是一個關于如何營造美的理想的展示。” 北大藝術學院教授朱青生說，“從提索特的《春》、萊頓的《安提戈涅》，到蒙克的《仲夏夜》，19世紀歐洲對于審美的理解在我看來，不僅是對當時存在的美的記錄，更是對當時沒有的美的向往。” 展覽的中方顧問、著名評論家邵大箴卻更關注繪畫本身造型的塑造能力及藝術表現力，他認為，“筆觸、肌理的渾然一體方才是油畫藝術最妙的境界”。
目前，隨著藝術領域的拓寬，“手藝”和“手繪”慢慢衍生成“觀念”和“影像”，“渾然一體”的境界不再是藝術家追求的唯一理想。而被譽為“中國油畫新古典主義學院派創始者”的中國美協主席靳尚誼告訴記者：“集中展出一批鮮為人知的古典藝術作品，無疑豐富了中國學院派主流意識以外的視覺。真跡讓人看到的是藝術家充沛的生命力量和執著于繪畫藝術的單純心境。但不論是中規中矩的學院派、革新的印象派，還是當下最熱的當代藝術，油彩落在畫布上就只有一個根，即繪畫的基礎性。這是任何一個時代的藝術家都需要秉持的創作基準。” 文/張安妮
(責任編輯：鑫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