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說到“史”,就會想到歷史。對于“史”字的發(fā)展、演變，有著自己的道路。對于上升至歷史意義來看，也佐證了文化的變遷。
“史”字最早出現(xiàn)在甲骨文中，根據(jù)徐中舒先生解釋，手持 之象，產(chǎn)生于早期社會，人們以采集漁獵為生活手段時期。 像有枝杈的枝干形狀，手拿著枝干，以博取野獸，來供給食物。隨著文明的進步，文字的形成，在最早社會的上層中，有一批專門為統(tǒng)治階級服務的神職人員，也就是最早的文化人，他們就是“巫史”.從徐中舒先生來釋“史”,史有執(zhí)行、干事的意思，因此將史、事、吏作為同源字?！墩f文解字》：“史，記事者也。從手持中。中，正也。”像持中正中觀的態(tài)度來判斷事物，這有點反射出后人總結(jié)出的史官的基本素質(zhì)“史才、史學、史識、史德”四方面。又或有人將“史”釋為手持冊的形態(tài)。典冊在古代也只有上層貴族或神職人員所能掌握。以此從職責或行動上來推斷，史、事、吏為同源字，可以說得通的。后來社會發(fā)展，分工不同，而分化出不同的字。《說文解字》：“吏，治人者也。從一，從史，史亦聲。”幫助統(tǒng)治階級管理人，因此后世有吏部部門。又“事，職也，從史，之省聲。”為統(tǒng)治階級做事情。三者在甲骨文、金文中區(qū)別變化不大，到了小篆有所區(qū)分，經(jīng)過隸變之后形成隸書，現(xiàn)在看到的楷書則是在隸書的基礎(chǔ)上完備的。三者也是在小篆時，根據(jù)其分工不同而分化出三個不同的字。
在馮天喻主編的《中華文化史》中，將“巫史”定為中華民族的第一代文化人。巫史在殷商西周時代的社會宗教、政治生活中占有崇高的地位。他們是神人交通的媒介，活動比較廣泛，由此成為后世很多職業(yè)的源頭。如卜筮、祭祀、書史、星歷、教育等活動而演化出種種職業(yè)。
其中書史是巫史的一個重要職責。“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凡皇帝的言行舉止以及國家大事，都會一一記錄。巫史可以說是最早的史官，所記載的言行就是最早的史。文獻所能看到最早的史書則是《尚書》。隨著文化的發(fā)展，魏晉時期將典籍分為四部，在這四部的基礎(chǔ)上體系逐漸完善，到了清代紀昀組織編的《四庫全書》算是基本完備。四部分別為“經(jīng)、史、子、集”.是研究中國文化的知識寶庫。
其中“史部”隨著體系的完備，據(jù)文獻記載，唐代試士，以《史記》、《漢書》、《后漢書》為《三史》。北宋時刻書，增加至《十七史》。明代增至《二十一史》。清代加以《明史》，稱為《二十二史》。武英殿本又有《舊唐書》、《舊五代史》，合成《二十四史》。到了民國時開明書店印行《二十五史》，是在《二十四史》外增加《新元史》一種。但在《清史稿》印行流布以來，人們逐漸將《清史稿》代替了《新元史》。今天我們所見到的《二十五史》就是《二十四史》和《清史稿》。隨著史籍目錄的增多，后世研究史學的人將其分門別類，如有“正史”、“別史”、“雜史”等等。在目錄學上，《二十四史》稱之為“正史”.對于研究歷史的人來說，多以《四庫總目》的觀點為主“正史體尊，義與經(jīng)配”,以及張之洞的《書目答問》中也是如此“事實先以正史為據(jù)”.但是在尊重正史的基礎(chǔ)上也不可忽視“別史”、“雜史”的作用。
其實，在古代讀書人眼中，尤其重視“經(jīng)”、“史”二部，在不少自立課程中也說到“剛?cè)兆x經(jīng)，柔日讀史”的方法。培根曾說過：“讀史使人明智、讀詩使人靈秀、數(shù)學使人周密、物理使人深刻、倫理使人莊重、邏輯與修辭使人善辯”.另外，唐太宗的“以史為鑒”也是值得我們深思的。“史”除了讓我們知道很多古老的知識、知道文明發(fā)展的脈絡，更重要的是從中汲取歷史的經(jīng)驗，使我們更好地發(fā)展，樹立起一種歷史責任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