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盂鼎》、《散氏盤》、《毛公鼎》、《虢季子白盤》被稱為書法史上的“四大國寶”,作為西周重器，這四件作品都堪稱杰作，件件價值連城。
大盂鼎，高101.9厘米，口徑 77.8厘米。圓形，立耳，深腹，三柱足，頸及足上部飾獸面紋。為康王時貴族盂所作的祭器。傳為清代道光初年于陜西岐山禮村出土。
大盂鼎造型雄渾，工藝精湛。其內壁鑄有銘文 19 行 291 字，記述康王命盂管理兵戎，并賜給香酒、命服、車馬及1700余名奴隸之事，為研究西周奴隸制度的重要史料。原器出土之初，為岐山豪紳宋金鑒所有。后因家道中落，此鼎被其后人以七百兩銀子轉讓到西安。后來，又曾一度為左宗棠所有，數年后為答謝潘祖蔭的厚恩，左宗棠以此鼎相贈。此后，大盂鼎便成為潘家的傳世之寶，供于蘇州潘家大堂。一九五二年由潘氏后人獻給國家，現藏于中國歷史博物館。
銘文載康王向盂敘述周文王、周武王的立國經驗。認為文王、武王得以卓越的業績立國，主要是由于其臣屬從不酗酒，每逢祭祀，認真、恭敬，而商王的亡國教訓就在于沉迷于酒。由此告誡盂要效法祖先，忠心輔佐王室，并賜盂命服、車馬、酒與邦司、人鬲等。盂在銘文中說明作此鼎也是為了祭祀其祖父南公。大盂鼎銘文是史家研究周代分封制和周王與臣屬關系的重要史料，一向為史學家所重視。大盂鼎又稱盂鼎，之所以冠以“大”是為了區別于小盂鼎。這兩個鼎同出，但小盂鼎原器已失，僅存銘文拓本。
NO.2 散氏盤
被譽為“晚清四大國寶”的西周青銅器文物珍品--大盂鼎、毛公鼎、虢季子白盤、散氏盤，曾轟動一時。而這塊散氏盤，因銘文中有“散氏”字樣而得名。有人認為作器者為夨，又稱作夨人盤。傳清乾隆初年于陜西鳳翔出土。高20.6厘米，口徑54.6厘米。圓形，淺腹，雙附耳，高圈足。腹飾夔紋，圈足飾獸面紋。內底鑄有銘文19行、357字。內容為一篇土地轉讓契約，記述夨人付給散氏田地之事，并詳記田地的四至及封界，最后記載舉行盟誓的經過。是研究西周土地制度的重要史料。清康熙時，揚州徐約齊以重金購自歙州程氏，后又歸於揚州洪氏。清阮元曾翻鑄此盤，也有銘文拓本傳世。嘉慶十四年，仁宗五十大壽時，新任兩江總督阿毓寶從揚州鹽商購得此盤貢入內府。歷經道、咸、光、宣四朝，因年久失查，不知所在，1924年遜清內務府清查時，發現於養心殿庫房。1935年《散氏盤》隨清宮其它文物移交北平故宮博物院，抗戰時曾南遷，現藏于臺北故宮博物院。
散氏盤，其銘文結構奇古，線條圓潤而凝煉，字跡草率字形扁平，體勢欹側，顯得奇古生動，已開“草篆”之端。因取橫勢而重心偏低，故愈顯樸厚。其“澆鑄”感很強烈，表現了濃重的“金味”,因此在碑學體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現代著名書法家胡小石評說：“篆體至周而大備，其大器若《盂鼎》，《毛公鼎》，……結字并取縱勢，其尚橫者唯《散氏盤》而已。”
NO.3 毛公鼎
毛公鼎，現存臺北故宮博物院，是金文的經典名作。傳清道光末年于陜西岐山出土。高 53.8厘米，口徑47.9厘米。圓形，二立耳，深腹外鼓，三蹄足，造型端莊穩重。頸部飾重環紋及弦紋各一道，簡樸莊毛公鼎嚴。腹內鑄有銘文 32行、499 字，毛公鼎因作者毛公而得名，是現存青銅器銘文中較長的一篇。
全文道先追述周代國君君主文王武王的豐功偉績，感嘆現時的不安寧，接著敘述宣王同命毛公，委任他管理內外事務，擁有宣布王命的大權。宣王一再教導毛王要勤政愛民，修身養德，并賜給他以一些器物以示鼓勵。毛公將此事鑄于鼎上，以資紀念和流傳后世。
這是一篇典型的西周冊命銘文，但不拘泥于傳統的冊命體例，分五段，各段均為“王若曰”起，顯然是出自當時（周成王時，公元前1115-1079年）史官之手。全銘文辭精妙而完整，古奧艱深，是西周散文的代表作，例如文章的第一段：
王若曰：“父歆，丕顯文武，皇天引厭劂德，配我有周，膺受大命，率懷不廷方亡不覲于文武耿光。唯天將集厥命，亦唯先正略又劂辟，屬謹大命，肆皇天亡，臨保我有周，丕鞏先王配命，畏天疾威，司余小子弗，邦將曷吉？跡跡四方，大從丕靜。嗚呼！懼作小子溷湛于艱，永鞏先王”.
NO.4 虢季子白盤
西周宣王時，虢季子白曾率“天師”伐“太原之戎”,得勝以后，在周廟受到周夷王的嘉獎。為了紀念這一盛事，特為鑄造了此盤。據傳，此盤清道光年間出土于陜西寶雞虢川司，為西周著名重器。虢季子白盤內底部有銘文八行字。長篇銘文不僅有史料價值，也是先秦書法代表作經過輾轉流傳，解放后由中國歷史博物館收藏。
《虢季子白盤》器形宏大，紋飾精致，銘文很長，有很高的文學價值，也是研究西周晚期政治、軍事的重要史料。銘文書法的藝術性十分突出。銘文字形較大，結構嚴謹，筆畫圓潤遒麗，布局和諧，體勢在平正、凝重中流露出優美瀟灑的韻致，已開《石鼓文》、《秦公簋》的先路，是西周金文中具有代表性的書法藝術之精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