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枯樹賦》是北周詩人庾信暮年所作，反映出對當時社會動亂的心有余悸，感傷遭遇。最后一句是千古名言：“昔年種柳，依依漢南；今看搖落，凄愴江潭。樹猶如此，人何以堪！”褚遂良為初唐楷書四大家之一，承前啟后，學歐虞而能自化，影響了其后的李邕和顏真卿。褚遂良在唐楷中融合了隸書的古意和“二王”行書筆意，端莊凝重中見靈動飄逸，歐虞以來的嚴謹面目為之一變。
唐貞觀四年十月八日，35歲的褚遂良為時為權貴的燕國公抄寫庾信《枯樹賦》，共39行，476字。當時褚遂良只是個起居郎官，尚無書名，不知何故會專為燕國公作書？而且這篇抄寫之作，竟使燕國公珍為寶藏，以致流傳后世，成為其行書代表作。
從整個唐代書法史來看，褚遂良《枯樹賦》與虞世南《汝南公主墓志》和歐陽詢《卜奠帖》，處于同一水平和地位。
《枯樹賦》全為《蘭亭》筆意，有魏晉風度，其中的“苦、集、臨、風、月、吟、文、蹙”等字，可以與神龍本《蘭亭》相比。筆觸輕松，靈動多變，多見空中行筆，結構舒朗蕭散，筆畫瘦硬，結體少見唐人專尚結構的習氣，殊為難得，堪稱臨學經典范本。對于《枯樹賦帖》，宋代陳藻跋贊“褚登善書用隸法”,明王世貞稱“掩映斐疊，相有好致”,明周天球言“整密秀潤”,謂之“風流儒雅”,可能最為形象，字字靈秀，宛若翩翩君子。
翁同龢早年從習歐、楮、柳、趙，書法崇尚瘦勁，中年轉學顏體，取其渾厚，又兼學蘇軾、米芾，書出新意；晚年得力于北碑，平淡中見精神。一生博采眾長，對唐代顏真卿和北魏碑版潛心揣摩，參以己意，并吸收劉墉、錢灃、何紹基等人之長，將趙子昂、董其昌的柔和流暢溶入其中，習顏而出已意之法，用筆奇肆率意，結體寬博開張，風格淳厚大氣。
清徐珂《清稗類鈔》謂：“叔平相國書法不拘一格，為乾嘉以后一人……晚年造詣實遠出覃溪（翁方綱）、南園（錢灃）之上。論國朝書家，劉石庵外，當無其匹，非過論也。光緒戊戌以后，靜居禪悅，無意求工，而超逸更甚。”馬宗霍《霎岳樓筆談》贊：“松禪早歲由思白以窺襄陽；中年由南園以窺魯公；歸田以后，縱意所適，不受羈縛，然氣息淳厚，堂宇寬博，要以得魯公者為多。偶作八分，雖未入古，亦能遠俗。”
從筆意方面來說，前后自然連貫，較為從容，不存在茍且之筆，筆墨暈化，特別有層次感，筆畫粗細對比強烈。看來翁同龢對于《枯樹賦》不止一次地臨摹過，后來也確實找到了兩件臨作。三件皆為節臨，心態、狀態和情態各不相同，這是一個書家應變能力的體現。
顏字的成分更多一些，整體上更加嚴謹端莊，乃翁同龢慣常風格，名曰臨，實為自寫胸臆。
多了些米芾的筆法，更加老辣蒼茫，不拘繩墨。三件各見風致。
在現實中，很多書家卻做不到這一點，在不同情況下臨摹同一種碑帖，常常陷于一種“模式”,無疑很容易固化。翁同龢雖言學顏，得其雄放之姿，而舍其筆畫厚重之形，融入米芾筆意，雖然紙面有界欄，但是行筆不為所拘。筆力沉郁，氣度恢宏，縱橫捭闔，別具雍容肅穆之致。翁氏晚年曾說“寫大字，始悟萬法不離回腕納懷，此外皆歧途。”以臨為創，或者說，已經不是單純的臨摹，只是借助這一段內容，做到意與古會。臨摹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必然行為，但必然要求中有一些偶得，兩者決定了臨摹的最終效果。
翁同龢（1830-1904），先后為同治、光緒兩代帝師，歷官刑、工、戶部尚書，協辦大學士，軍機大臣，總理各國事務大臣等。翁同龢為清代書法大家，一生以顏真卿為范，融入米芾筆意，凝重中見瀟灑之意。
●小貼士
1、建議選用兼毫“七紫三羊”,更能表現筆畫勁健的風格特點，加上濃墨，顯得精神抖擻。
2、褚遂良和顏真卿雖然看起來風格差異巨大，實際上有內在關聯，顏是學褚的，早期學得很像。學書法不但要了解某個書家成熟期風格特征，也要了解彼此之間的關系，以及一個書家的前后期發展脈絡。
3.書家風格一旦走向成熟，臨摹起來就自動尋找自己所想要的，從而在風格上不拘于原帖，貌離神合。但一件碑帖如果反復臨，一定要注重臨摹出不同的感覺，做到一時有一時之態，而不是簡單地抄帖，要努力把個人不同的感覺最大可能地發掘出來。
據《北京晚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