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文人中，袁枚是富得流油的一位，他的經(jīng)濟收入來源，很重要一條是潤筆費。
他名氣大，文筆好，不少高官富翁都請他題跋作序、寫墓志銘，常常一文千金，揚州一安姓巨富刻了一部書，竟以兩千金的高價請袁枚題跋。
中國人講究立德、立言、立行，有點地位的人，對墓志銘特別看重，故潤格也特別高。
讀小莽蒼蒼齋藏清代學者書札，發(fā)現(xiàn)其中袁枚致汪大榀的幾通手札，都談到為汪大榀父親寫墓志銘之事，頗有意思。
感到袁枚寫墓志銘，果然名不虛傳，有自己的性格特征。
一是認真負責，一絲不茍。
拿了人家的重酬，自然要拿出令主顧滿意、也令自己滿意的文字來。因而，他并不急躁，一次次讓汪大榀提供、補充材料：“尊公在日，極愛仆之四六，擬撰此體，以質九原。
但五十以后之蹤跡，俱在詩中，可考而知，五十以前之閱歷，及汪氏宗系，及原籍某所，俱須開示寄我，以便我管。”在另一信中又說：“墓志所以未敢寄上者，緣其中有不得不問之事，特差家人渡江，將應問數(shù)條開列于右，求即賜復。”
二是盡量避免“浮辭”,盡量做到切合實際。
汪大榀肯定提出要求請他“筆下留情”,對“愛游山水”、“做過幕僚”等幾件事情掩飾一下。他很坦率地在信中說：“第鄙意史貴直筆，倘盡沒其實而徒加以浮辭，則恐見譏于達者。境之順逆，雖大圣賢所不諱也。既承雅諭諄諄，或稍參活筆可耳。”話說得婉轉而客氣，但態(tài)度是堅決的，以致汪大榀再次提出要求后，他依然不為所動，力陳己見：“前月使者來，命改尊公墓志，弟因患秋痢，以致報命稍遲，深為歉仄。今力疾握筆，將世系補敘其中，并將愛游武昌山水之故，如世臺所囑而委婉言之，唯就黃觀察聘往一事，再四思之，萬難掩卻。
古之韓昌黎、溫侍御皆幕中人也，似亦無傷于高士，而況尊公詩集中如《呰窳庵》諸篇，皆自敘其在署中光景甚詳，絲毫無諱，此時黃公尚存，握管者又何必反為之掩耳盜鈴耶？”
三是收潤資也決不手軟。
汪大榀請他動筆前，肯定已經(jīng)付了不菲的潤資，袁枚在第一封信里也提到“蒙惠多珍”,并客氣了一番：“一生至好，而區(qū)區(qū)墓志一篇，乃必以世俗金幣相嬲耶？愧不能為尊公作功德施之佛廟，奈何！奈何！”“嬲”是糾纏、攪擾的意思，似乎袁枚本不愿收錢，是對方硬送上門來添攪擾、添麻煩似的。
事實上如何呢？袁枚的一封信中露出了“馬腳”:“漢玉二件存尊處，希得一總出脫為佳。倘有托售書畫數(shù)種，容當續(xù)寄。”在為對方撰寫墓志銘之際，托對方出售漢玉、出售書畫，不管主觀動機如何，難免會引發(fā)人們的種種聯(lián)想。
當然，收潤資多少，于他人無涉，完全是當事人雙方的事情。我感興趣的倒是袁枚對落筆為文的態(tài)度，即使拿了別人的不菲錢財，也絕不按照對方的意思無原則地敷衍成文，而是有自己的原則立場，不改寫的就不改寫，不能掩飾的就不掩飾。這一點，很值得當今的書畫評論家們學習借鑒。
當今的書畫家們請評論家撰寫評論，有時也有付潤的做法，這或許已成“慣例”,問題在于，有的“紅包評論”很不靠譜，胡吹一通，令人詬病。其實，這樣做，對評論者、被評論者的聲譽都無好處。
評論家應該有自己的“底線”.袁枚的成功之處，在于較好地把握了一個“度”.
據(jù)《北京晚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