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束光芒
——追記中國“激光陀螺奠基人”
國防科技大學教授高伯龍院士
■解放軍報記者王通化王握文張琳
中國軍網記者孫偉帥
△2001年，高伯龍正在進行科研工作。
陽光透過窗戶，照在兩只緊緊握著的手上。
這是兩只普通而又蒼老的手。和許多老年人的手一樣，粗糙、布滿老年斑。
這又是兩只極不普通的手。它們從20世紀70年代“握”到一起，就再也沒有松開。它們和更多雙手一起，開辟了具有中國自主知識產權的激光陀螺研發道路。
這兩只手的主人，一位是89歲的高伯龍，一位是82歲的丁金星。
△2017年9月8日，高伯龍院士在病房堅持查閱資料。何書遠攝
這是2017年夏季的一天。此刻，中國工程院院士、國防科技大學教授高伯龍的生命已經進入倒計時。倚靠在病床上，他無比惋惜地對丁金星說：“老丁，新型激光陀螺的研制，我怕是完不成了……”話未講完，他的眼眶里已噙滿淚水。
丁金星也哽咽了，淚水順著臉頰無聲滑落。他沒有說話，只是更加有力地握住高伯龍院士的手。
“這是我們相識近半個世紀以來，第一次落淚……”高伯龍院士去世兩年后，當時的情形依舊清晰地烙印在丁金星的腦海中。
當年，他們意氣風發，戰斗在湘江之畔，創造了世界激光陀螺領域里的“中國精度”。
如今，高伯龍院士已經離開。他那眼底的熱淚，仍留在“老搭檔”丁金星心中。那句“我怕是完不成了”，也成了高伯龍院士與畢生奮斗事業的訣別書。
回望這位中國“激光陀螺奠基人”的一生，高伯龍院士就像一束能量高度集中的光芒，照亮著激光陀螺自主創新的征程。
■光之魂：報國之志從未偏航
“一個人的志愿和選擇
應當符合國家的需要”
陽光透過層層綠葉，將點點光斑灑在一座外觀極為普通的樓房上。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里，這座樓是一個沉默的存在。
這里，便是如今已名滿天下的激光陀螺實驗樓。它還有一個頗具神秘色彩的代號——208教研室。
這里，也是高伯龍院士奮斗了一輩子的“戰場”。有關他的一切，都可以從這座樓講起。
20世紀60年代，美國研制出世界上第一臺激光陀螺實驗裝置。激光陀螺，被稱為慣性導航系統的“心臟”，是飛機、艦船、導彈等精確定位和精準制導的核心部件。
這一科研成果引發世界震動。那時，已過而立之年的高伯龍是哈軍工的一名物理教員。當時的他并不知道，10年之后，他將與這枚小小的“陀螺”共同高速旋轉，直到生命盡頭。
“搞激光陀螺，對我來說是一次艱難的選擇。因為，你生活在高山上，必須學會爬山而不能想著去游泳。”多年后，高伯龍院士這樣描述自己的選擇，“一個人的志愿和選擇應當符合國家的需要”。
把國家的需要當作自己的需要，把國家的選擇當作自己的選擇。這是高伯龍院士給出的人生答案。但回顧院士一生，激光陀螺并不是他答案中的唯一選項。
少年時代，日寇入侵，神州板蕩。高伯龍輾轉三地，入讀8所學校才上完小學。一路顛沛流離，一路兵荒馬亂，高伯龍看在眼里，恨在心中。他在給堂妹高長龍的信中寫道：“我現在雖然還沒有槍，但用拳頭也要把敵人打死。”
△1961年，在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工作的高伯龍。
深受父親的影響，熱愛數理的高伯龍發奮學習，立志以科學救國、強國，最終考上清華大學物理系。畢業不久，決心在理論物理領域干一番事業的高伯龍，迎面遇上大時代——剛剛成立的哈軍工急需教師骨干，一紙調令，高伯龍成了哈軍工的一名物理教師。
彼時，高伯龍念念不忘的仍是理論物理研究。在哈軍工執教兩年后，他報考了中國科學院高能物理專業方向的研究生，并以專業第一名的成績被錄取。
得知情況后，哈軍工首任院長兼政委陳賡大將專門把高伯龍請到家里吃飯挽留。后來，高伯龍對自己的清華同窗楊士莪說：“陳賡院長請我到家里吃飯，我就知道走不了了。”
從前半生魂牽夢繞的理論物理，到后半生傾力投入的應用物理，個人命運之河的偶然轉折，成就了一項科研事業的全新起點。
△高伯龍教授在指導科研人員調試激光器。
1970年，哈軍工遷往長沙，后來更名為國防科技大學。就在哈軍工南遷的第2年，科學家錢學森將兩張寫著激光陀螺大致技術原理的小紙片，鄭重地交給了他們。
“高伯龍一來，局面馬上就不一樣了！”丁金星說起與高伯龍院士相識的場景，笑容滿面。
茨威格說，在一個人的命運之中，最大的幸運莫過于在年富力強時發現了自己人生的使命。單看高伯龍的履歷，51歲晉升教授，69歲評院士，屬典型的大器晚成。但幸運的是，高伯龍遇見了激光陀螺事業，而中國的激光陀螺事業也遇見了高伯龍。
從此，共和國激光陀螺科研事業拉開了光榮與夢想的幕布，開啟了艱難與輝煌的征程。
■光之旅：瞄準前沿加速追趕
“我們起步已經晚了，
如果現在不抓緊，啥時能趕得上”
正如公眾對“激光陀螺”這個專業名詞的陌生，很多年里，高伯龍這個在專業領域內如雷貫耳的名字，并不為大眾所熟知。
翻閱有關新聞檔案，各大媒體對高伯龍及其激光陀螺創新團隊的報道，集中在2014年。
在當年的報道中，高伯龍率領的激光陀螺創新團隊第一次走進公眾視野。這一刻，距離激光陀螺開始研制已經過去整整43年；這一刻，團隊的靈魂人物高伯龍院士卻因積勞成疾住進了醫院。
△1991年，高伯龍參加激光陀螺評議會。
43年里，究竟發生了什么？如今回過頭來看，團隊中的科研人員都說：那真是一段激情燃燒的歲月。
張斌在1991年保送就讀高伯龍的碩士研究生。第一次來到這間由食堂改成的實驗室時，他著實驚呆了：在這間放滿了陳舊實驗設備的“小作坊”里，竟然還放著油鹽醬醋……
后來，張斌明白了：“為了節省時間，老師經常在實驗室里下面條。這些調料根本不是救急用的，而是實驗室常備啊！”
△1991年，高伯龍指導博士生工作。
“自主設計”4個字背后蘊含的艱辛，或許只有身處其中的人方能體會。激光器檢測要求在封閉、潔凈的環境中進行，沒有空調，不能用電扇，高伯龍和同事們在密不透風的“大悶罐”里，通宵達旦做測試……
一次，高伯龍連續做了十幾個小時試驗，回到家中腳腫得連襪子都脫不下來。愛人曾遂珍看了心疼得淚水在眼眶里打轉：“為啥就不能悠著點干？”高伯龍笑笑說：“我們起步已經晚了，如果現在不抓緊，啥時能趕得上？”
激光陀螺雖小，卻集成了光、電、機、材料等諸多領域尖端技術。它不僅是一個全新的領域，更是一個世界性難題。作為這一領域的后來者，高伯龍和他的創新團隊一刻也沒有停下加速追趕的腳步。某種意義上，“追趕世界前沿”這一目標始終吸引著他們、伴隨著他們、考驗著他們。
△1990年，高伯龍教授在進行科研工作。
擺在高伯龍和團隊面前的挑戰，不僅是物質條件的艱苦。事實上，從起跑那一刻起，高伯龍便是廣受質疑的“少數派”。
從“少數派”變成“技術權威”，這正是高伯龍傳奇故事中最為激動人心之處。
1975年，在全國激光陀螺學術交流會上，高伯龍一鳴驚人——依照我國當時的工藝水平，必須采用四頻差動陀螺方案！此言一出，等于否定了國內的通行方案，一時四下嘩然。但高伯龍用扎實的理論和計算說服了眾多與會專家。
次年，高伯龍寫出中國激光陀螺理論的奠基之作《環形激光講義》。直到今天，研究激光陀螺的人不學這本書，就不敢說“入了門”。
攻關之路多險阻。1984年，實驗室樣機鑒定通過時，一陣“冷風”襲來：由于美國徹底放棄同類型激光陀螺研制，國內質疑聲再起：“國外有的你們不干，國外干不成的你們反而干。”
“外國有的、先進的，我們要跟蹤，將來要有，但并沒有說外國沒有的我們不許有。”10年后，某型激光陀螺工程樣機通過鑒定，證明了高伯龍所言非虛。
就在激光陀螺工程樣機鑒定順利通過的同時，一批號稱“檢測之王”的全內腔He-Ne綠光激光器問世，引起業內轟動。這也意味著中國在鍍膜的膜系設計和技術工藝水平上實現重大突破，成為繼美、德之后第3個掌握該技術的國家。
△2001年，高伯龍進行科研工作。
加速追趕的成績，讓世界為之驚訝。捷報頻傳之際，高伯龍又盯上了新的高地——新型激光陀螺，并將目光投向激光陀螺最主要的應用領域——組建慣性導航系統。
那時，國內已有多家單位開展此類研制，采用國際主流的慣性導航系統。這個系統到底行不行？高伯龍再次給出與眾不同的答案——必須給該系統加轉臺，否則無法滿足長時間、高精度的慣性導航需要。
這個方案，又是一個無經驗借鑒的中國特色。在一場專為旋轉式慣性導航系統召開的研討會上，與會專家大多對此持否定態度。
這一幕，和1984年四頻差動激光陀螺的遇冷，何其相似！高伯龍的答案仍然是：埋頭繼續干，成功才能得到承認！
在他的悉心指導下，2006年12月，國內首套使用新型激光陀螺的單軸旋轉式慣性導航系統面世。4年后，雙軸旋轉式慣性導航系統面世，精度國內第一。如今，旋轉式慣性導航系統已成為國內主流。
■光之焰：赤子情懷至真至純
“穿著五塊錢的背心，
干著上億元的大事”
2014年，激光陀螺創新團隊走入公眾視野。電視里，高伯龍院士那幾秒鐘的鏡頭，給人們留下極為深刻的印象——
他穿著白背心，全神貫注地盯著電腦屏幕，兩根彎曲的手指慢慢敲擊著鍵盤……
有網友評論：“高伯龍院士穿著五塊錢的背心，干著上億元的大事。”也有網友說：“這是真正的偉大。”
△高伯龍生前穿戴的衣物。陳思攝
如今，高伯龍院士去世兩年了。但校園里那個佝僂的背影，永遠印在很多人的心中——夏天，永遠都是一身老式作訓服，一雙黃膠底解放鞋；冬天，不是一件軍大衣，就是一件灰色羽絨服。
后來高伯龍的學生張文才知道，這件灰色的羽絨服，導師已經穿了30多年。張文聽他總這樣說：“穿習慣了，再買新的浪費錢，浪費時間。”
學生江文杰至今記得，1993年四頻差動激光陀螺工程樣機鑒定出現問題時，高伯龍跟他說的一番話：“我花了20年時間，花了國家那么多錢，搞成這樣，我是有罪的。”當時，導師前所未有的沉痛語氣讓他深受震動。
多年后，早已是院士的高伯龍，在給中學畢業紀念冊撰寫的一篇文章中寫道：“唯一能安慰的是，沒有做過虧心事，到底還干了一些事，對人民和社會能作交代，雖然還很不夠。”
在外人眼中，高伯龍院士好像生活在真空里。但在子女眼中，這個有點不食人間煙火的老頭，卻是位骨子里浪漫的父親。
高伯龍的女兒至今記得這樣一個場景：“有一次我剛回家，就聽見電視里男主角跟女主角說了一句‘我愛你’。沒想到，我爸一扭頭對著我媽也說了一句‘我愛你’。”
高伯龍住院期間，愛人為了陪護也住到醫院。女兒常常看著父母用紙筆交流出神。她覺得，看到父母，就看到了愛的模樣。
《高伯龍傳》中，高伯龍的摯友蕭枝葵曾回憶了這樣一個細節——
“孩子生病的時候，他常常是懷里抱一個，背上背一個，來醫院找我看病。他很愛孩子，對孩子管教也很嚴……他鼓勵孩子好好讀書，不過多干涉，也沒有什么具體輔導，就是跟孩子聊聊天，引導孩子，讓孩子自立。”
張文的腦海里一直記著這樣一幅場景——
高伯龍住院以后，他的同班同學、中國工程院院士楊士莪夫婦到長沙來探望他。病房里，兩人聊起往事，竟一起唱起了當年的歌。唱完之后，楊士莪說：“可惜了，差一把手風琴。”高伯龍接著說：“可不是，還少一把口琴呢！”說完，兩人哈哈大笑。
坐在一旁的張文被眼前的場景驚呆了，她“從沒想到教授還有這樣一面”。如今，再次想起這幅珍貴的畫面，張文又有了新的體會：“他們其實和年輕時的我們一樣，愛唱愛笑。說不定，他們年輕時，比現在的我們還要潮呢！”
清晨，走在國防科技大學校園里，一張張青春面孔與我們擦肩而過。陽光下，年輕一代的臉上寫滿對未來的憧憬，一如48年前的高伯龍。
入夜，激光陀螺實驗樓里，一盞盞燈亮了起來。燈光下，張文和同事們聚精會神地忙碌著，一如48年前的高伯龍……
一束光可以照多遠？一束光可以傳遞多久？答案，或許就在清晨陽光下的一張張青春面孔里，就在入夜后實驗室亮起的一盞盞燈光里……
(責任編輯：張云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