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40年來，我們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大膽地試、勇敢地改，干出了一片新天地。”回顧改革開放歷程，總結中國經驗，提升中國智慧，我們要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這個宏大的歷史主題著眼，探尋中國奇跡的根源。
話題之一
中國高速增長的必要條件
●勞動年齡人口與依賴型人口增長形成的剪刀差態勢，創造了重要的人口機會窗口
●在同一時期里，其他各國勞動年齡人口和依賴型人口的相對增長態勢，都遠遠弱于中國
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排斥市場機制導致資源配置的宏觀無效率，缺乏激勵機制導致經濟活動的微觀無效率，沒有獎懲制度傷害了工人、農民和管理者的工作積極性。在政府強力的資源動員下實現的生產要素增長，很大的部分被全要素生產率的負增長所抵消，沒能轉化為良好的經濟增長績效。因此，有學者認為，對這種體制進行改革，可以提高效率，使經濟增長績效迅速回歸到生產可能性邊界上面。也就是說，即便“沒有形成額外的增長源泉”，僅僅回歸“經濟增長的穩態”，也可以改善增長績效。
然而，中國作為十數億人口的大國，所實現的長達40年、高達9.5%的經濟增長速度，卻是以往的任何經濟體都未達到過的增長表現。因此，需要找出決定中國經濟增長的必要條件。這才是正確解說其長期增長績效，以及認識和挖掘未來發展潛力的關鍵。
研究顯示，中國改革開放及其帶來高速增長的時期，與人口轉變的一個特殊階段是高度重合的。作為人口轉變特定階段即生育率顯著下降的結果，1980年至2010年，中國的15歲至59歲勞動年齡人口以年平均1.8%的速度增長，而該年齡之外的依賴型人口則基本處于零增長狀態。兩類人口增長形成的這種剪刀差態勢，同時也表現為人口撫養比的持續下降，創造了一個人口機會窗口。其產生的對于經濟增長的正面促進效應，即所謂的人口紅利。
在同一時期里，無論是把發達國家作為總體，還是把不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作為總體，其勞動年齡人口和依賴型人口的相對增長態勢，都遠遠不如中國來得有利。例如，在同一時期（1980年—2010年），從發達國家平均來看，勞動年齡人口與被撫養人口的增長速度幾乎相同；而從不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平均來看，雖然勞動年齡人口增速更快，但是被撫養人口的增長率也是顯著的。所以，在某種意義上說，中國在此期間具有的人口結構特點，近乎得天獨厚。
首先，較低且持續下降的撫養比有利于實現高儲蓄率，而勞動力無限供給特征則延緩資本報酬遞減現象的發生，從而使資本積累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引擎。資本投入對經濟增長的這個明顯貢獻，被一些經濟學家批評為粗放型增長模式，認為由此驅動的高速增長算不上奇跡，并預測其沒有可持續性。東亞經濟體和中國經驗多次證明這種預測的不正確，在理論上也恰恰說明，秉持新古典增長理論的經濟學家失算在不懂得二元經濟發展的這個獨特增長源泉。事實上，在包括中國在內的東亞經驗所印證的劉易斯二元經濟發展階段上，勞動力無限供給特征的存在，的確在一定時期延緩了資本報酬遞減現象的發生，所以這個貢獻實際上是人口紅利的一種表現。
其次，有利的人口因素確保了勞動力數量和質量對經濟增長作出顯著的貢獻。年輕的人口結構意味著充足的勞動力供給，同時，在收獲人口紅利期間，中國成年人口的受教育年限改善十分迅速。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中國更明顯、更突出的人力資本改善，無疑使其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更加顯著。有學者估計，改革開放時期中國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11.7%左右。不僅如此，在考慮了教育水平具有促進生產率提高作用的情況下，人力資本貢獻率可提高到38%左右。
再次，農業剩余勞動力和企業冗員按照生產率從低到高的順序，在產業之間、行業之間和地區之間流動，帶來資源重新配置效率的改善，成為全要素生產率提高的主要組成部分。庫茲涅茨所識別并指出的這種產業結構變革的生產率效應，在中國得到了最好的驗證。
最后，對一個國家來說，人口規模大就意味著創新具有更大的需求力度和供給潛力?？梢酝ㄟ^加快技術進步和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對經濟增長作出貢獻。
話題之二
中國經濟奇跡的充分條件
●對傳統經濟體制進行的深刻改革，創造出增長的充分條件
●在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軌中，建立起物質和人力資本的積累激勵和市場配置機制，形成相應宏觀政策環境
理論上有利于經濟增長的人口結構，并不會自然而然地變為人口紅利，在現實中成為高速增長的因素。經驗表明，許多具有與中國相同或類似的人口轉變經歷的國家，并沒有在同一時期，或者在較早或稍晚的時期取得與中國同樣的經濟增長績效；改革開放以前已經呈現的有利人口結構也沒有促進中國經濟增長。因此，只有對傳統經濟體制進行深刻的改革，才能創造出增長的充分條件。
根據一般規律，一個國家實現成功的經濟發展，在體制上需要解決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的積累和配置問題，因此就要涉及機制、信號、效率和激勵等問題。要在實踐中可操作，至少需要滿足三個條件。第一，改革給特定的勞動者、微觀單位和社會群體帶來收益，才能形成發動改革的基本動機。第二，這一改革不與任何其他社會群體的利益直接抵觸，即它要的是所謂的“帕累托改進”。第三，這一改革潛在地發動起一個關鍵的變革齒輪，由此推動邏輯鏈條上其他領域的改革。不過，從事前的角度看，最后這個條件往往是不可知的。
農業中實現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和廢除人民公社的改革，最符合上述改革前提條件。這一改革一舉解決了長期存在的農業勞動和經營激勵問題，并且在農戶獲得剩余索取權的同時，也相應賦予和逐漸擴大了他們對生產要素的配置權和經營活動的自主權。在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推行的短短幾年里（1978年—1984年），無論是糧食單產還是總產量均大幅增長，農民人均收入名義增長166%，農村絕對貧困人口大幅減少。這一變化也大幅度增加了城市農產品供給，為幾年后取消糧票制度創造了條件。
方式和效果上類似的改革同樣發生在國有企業。1978年企業恢復獎金制，這實際上是關于工資制度的放權和改革，解決的是職工勞動激勵問題，涉及的是職工與企業的關系。與此同時，我們還開始了以放權讓利為主要內容的企業改革，重點解決企業及其經營者的激勵問題，觸及的是企業與市場的關系以及與國家的關系。
概括而言，作為城市經濟改革核心的企業改革，主要沿著三條主線進行。第一，從賦予并不斷擴大國有企業經營自主權開始，逐步構造有活力的經營主體，最終落腳于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即公司制改造。第二，重新界定國有企業與國家的關系。最初的改革以國家向企業讓利為特征，目前正在推進的改革，方向是以管資本為主加強國有資產監管，改革國有資本授權經營體制，組建若干國有資本運營公司，支持有條件的國有企業改組為國有資本投資公司。第三，允許和鼓勵非國有經濟發展，抓大放小以及引進外商直接投資，為國有企業提供了競爭壓力和經營動力。在進行產權制度和治理結構改革的同時，多種所有制企業之間的競爭，以及混合所有制的形成，是國有企業成為市場主體、并更加注重提高效率的關鍵。
在農戶和企業的激勵機制逐漸形成的情況下，還需要有正確的市場信號，才能真正確立它們的市場主體地位，以及促進生產要素和資源的合理流動和重新配置。也就是說，符合邏輯的下一步改革任務，必然是通過發育產品和要素市場，矯正扭曲的價格信號。從產品的計劃定價到市場決定價格，從產品和生產資料的計劃分配到市場自由交易，從生產要素的統一配置到通過要素市場的自由流動，所有這些關鍵性的變化都是通過雙軌制形式，即計劃軌道與市場機制的漸進式過渡，以及前者與后者的消長實現的。
通過上述符合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軌邏輯的改革歷程，逐步建立起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的積累激勵和市場配置機制，并形成了相應的宏觀政策環境。中國的經濟改革是多方面和全方位的，但是，諸多其他方面的重要改革，都可以看作是圍繞上述基本邏輯，隨著改革進程中新問題不斷暴露出來并得到應對，進而在相關的領域，通過適當的方式加以推動和完成的。
特別值得指出的是政府職能轉變，或政府與企業和市場關系方面的改革。總體來說，政府逐漸退出對經濟活動的直接參與，轉而承擔通過再分配促進社會發展的職能。不過，中國政府特別是地方政府對經濟發展的高度關注，在很長時間里體現在地方政府之間推動地方GDP增長從而使財政能力增長的競爭。這種政府作用方式對于把改革形成的激勵轉化為增長速度，發揮了積極的作用，與此同時也產生了政府過度介入直接資源配置、妨礙市場機制作用的負面效果。隨著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簡政放權改革向縱深發展，政府職能越來越多地轉向履行促進教育發展、加強社會保護、維護市場秩序、宏觀經濟調控等公共品供給等責任。
對外開放與上述經濟改革過程，具有推進邏輯上的一致性，在時間上是并行不悖的，從效果上看是互為條件和相互促進的，推進方式是相同的，即采取了循序漸進的方式。通過擴大國際貿易、引進外商直接投資、企業對外投資、參與全球經濟治理，以及近年來積極實施“一帶一路”建設等，對外開放使中國最大限度地參與到經濟全球化中，同時對實現企業成為競爭主體、吸納國外技術和管理經驗、加快中國市場主體學習資源配置的過程、在經濟增長中兌現人口紅利、在產業發展中獲得比較優勢等一系列改革和發展目標，起到了促進作用。
話題之三
中國特色道路的本質本源
●中國改革具有漸進性質和增量性質
●改革的根本出發點及推進邏輯十分明確，即“三個有利于”
●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指導改革開放
絕大多數研究者和觀察者都高度認同中國的經濟改革是成功的。面對同樣的中國經驗，如何找準并理解其背后的改革出發點和推進邏輯，是非常重要的問題。
大多數研究者觀察到了中國改革的漸進性質。針對計劃經濟條件下微觀環節的體制弊端，農業中和企業中的改革直接切中缺乏激勵和低效率的問題，可以采用諸如承包制這樣的改革形式即時改善激勵、增加生產、推動經濟增長。在顯示了改革成效從而堅定了社會對改革信心的同時，更加有活力的微觀經營單位開始尋求更多的計劃外生產要素投入，以便進一步改善配置效率、增加經營利潤和勞動收入。因此，改革順理成章地進入資源配置的層面，在計劃機制之外生長出市場機制，并不斷擴大后者調節產品流通和生產要素配置的范圍和規模。隨著產品和要素市場范圍的擴大，價格逐步地擺脫計劃控制，轉向由市場供求和相對稀缺性決定。
人們觀察到的另一個特點是改革的增量性質。改革從解決激勵問題和微觀效率入手，卻不過早地涉及存量的調整，因而不會傷害傳統體制下的既得利益群體。堅持增量改革原則的著眼點在于降低改革伴隨的社會風險和人的代價，從而最大限度地降低改革的成本和風險。
所以，中國的改革雖然在一段時間里并沒有清晰地形成某個既定的目標模式，但是從其起步伊始，根本出發點以及推進邏輯便十分明確，即鄧小平同志所說的“三個有利于”——發展生產力、增強國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從這個目的出發發動和推進改革，并以此作為改革方向是否正確、改革方式是否恰當、改革成效是否滿意的衡量標準。
正是由于堅持了這個改革哲學和直接出發點，才使中國改革的指導原則和推進方式并沒有陷入任何先驗的教條中，既不照搬任何既有的模式、道路或共識，又堅持漸進式改革方式，更秉持了改革、發展和共享理念。由此，改革、發展和穩定成為一個整體。改革是為了發展，也要服從于穩定，而發展成效被用來檢驗改革道路的正確與否，穩定則為進一步改革創造條件。
經過長期努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的重要內容。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上指出，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是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和使命，也是改革開放的初心和使命。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是把中國共產黨與世界上其他政黨區別開來的試金石，其正確性也為中國實踐所檢驗。
世界經濟發展中，長期存在一個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的“兩難”問題。經濟增長、技術變遷和經濟全球化，總體上無疑都具有做大蛋糕的效果，然而卻并不能自動產生分好蛋糕的效果，即不存在經濟發展與收入分配關系的所謂“涓流效應”。只有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宗旨的中國共產黨，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通過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的安排，可以打破這個兩難，既做大蛋糕又分好蛋糕。
通過擴大就業和在城鄉之間、地區之間和產業之間重新配置勞動力，兌現人口紅利而實現的高速增長，從邏輯上講，應該是一種共享型的經濟發展模式，而且中國經驗也證明如此。我們可以通過回顧改革開放期間的經歷，特別是結合經濟發展階段的變化，考察中國城鄉居民如何通過在時間上繼起且在空間上并存的三種途徑，分享了改革開放發展的成果。
第一，在典型的二元經濟發展階段上，勞動力無限供給特征雖然抑制了工資水平的提高，卻保持并強化了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比較優勢和國際競爭力，創造了更多的非農就業崗位，提高了城鄉居民特別是農民收入。
第二，在中國經濟迎來劉易斯轉折點之后，隨著二元經濟的一些特征逐漸消失，勞動力短缺顯著提高了勞動者在就業市場上的談判地位，普通勞動者工資和低收入家庭收入加快提高。普通勞動者工資的上漲這一劉易斯轉折點特征，相應推動了收入差距峰值即庫茲涅茨轉折點的到來。按不變價計算的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不斷縮小，全國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數亦不斷降低。
第三，與劉易斯轉折點到來的時間點相吻合，中央和地方政府都明顯加大了再分配政策力度，通過推進基本公共服務供給的充分化和均等化，使經濟發展的共享程度得到進一步提高。勞動力市場制度和社會保障體系的加快建設和不斷完善，使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更加協調，更加凸顯了中國經驗中內含的廣泛包容性。
總之，40年來，中國確立了改革開放的正確方向，把改革開放作為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強大動力，通過改革開放解決前進中遇到的問題和困難，以“三個有利于”判斷改革開放成效，形成了堅持穩中求進的工作總基調、堅持基層探索與頂層設計相結合的改革路徑、堅持公平與效率相統一的共享發展等一系列重要發展經驗，這些經驗和啟示在新時代的改革開放歷程中仍將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新時代新起點，中國堅持改革開放的目標和決心不變，我們將義無反顧地深化改革和擴大開放，進一步解放思想，科學統籌，狠抓落實，推動中國的改革開放事業風正帆懸、行穩致遠！（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員蔡昉）
(責任編輯：蘇玉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