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網北京９月１日新媒體專電抗戰勝利７０周年紀念日到來之際，一些地方中小學開學同上“抗戰公開課”。在課堂上，教師向學生們講述了不少生動但鮮為人知的故事。
抗日“燈塔”延安還有一所日本農工學校
在延安舉行的抗戰公開課上，夏雷老師向同學們介紹了延安有一座專門招收日本人的學校。同學們好奇地發問：“延安為什么會有日本人學校？”
１９４０年百團大戰之后，八路軍俘獲的日軍戰俘開始增多。為教育感化他們，中共中央決定在延安設立一所改造日本戰俘的學校。考慮到戰俘大多出自日本平民家庭和農民階層，自身也深受日本軍國主義的毒害，經過討論之后，決定將之定名為“工農學校”。學校于１９４１年５月１５日正式舉辦開學典禮，第一批入學的戰俘有１１人。此后，八路軍、新四軍在前方俘獲的部分日軍官兵被陸續送往延安。
夏雷講道：“這些俘虜如何來處理？如何來解決他們生活方面的問題？是殺？是留？當時的日軍俘虜也惴惴不安。”
雖然八路軍生活條件非常艱苦，但當時中共對日本工農學校學員按照軍團以上干部待遇給予優待，伙食標準每人每月３６斤細糧，３斤肉。曾在日本工農學校學習的日軍戰俘香川孝志在回憶著作中寫道：發給我們的生活費每月３元，當時八路軍排級干部每月只有兩元。“因此，有的人在星期天就到街上去喝兩盅高粱酒。”
日本工農學校校長由日本共產黨人岡野進擔任，為方便日軍戰俘的生活，中央選派了曾在日本留學的趙安博、李初梨來校任職。除了貫穿全天的學習之外，日本工農學校還建有圖書館、操場和俱樂部，豐富學員的學習生活。在這里接受改造的日軍戰俘香川孝志曾回憶，他們在學校玩撲克、圍棋、象棋，甚至還打起了棒球。
到１９４５年抗戰勝利學校被撤銷，日本工農學校累計改造了約５００多名日軍戰俘，先后有１００多名學員從事敵后統戰工作，或與八路軍并肩作戰，由侵略者轉變為反法西斯戰士。
延安中學學生楊柳穎聽完課說，自己雖然是土生土長的延安人，但對延安日本工農學校的歷史了解不多。老師的講述讓她知道，中國共產黨以寬闊的胸襟、正義的力量感化、優待日軍俘虜，日本兵因此從侵略者變成反戰斗士，更彰顯反法西斯戰爭的正義和偉大。
是誰打響了抗日“第一槍”？
在沈陽的課堂上，一首曲調凄涼哀怨，充滿國破家亡悲憤的歌曲《松花江上》響起，把在場師生帶回了那段屈辱的歷史。
１９３１年９月１８日２２時許，日本關東軍炸毀了南滿鐵路沈陽柳條湖段，并布置假現場，誣稱是中國軍隊所為，并以此為借口，炮轟沈陽北大營中國軍隊駐地。
當時駐扎在北大營的是東北軍６２０團，該團團長王鐵漢說，日本人進攻北大營時，上面傳來“不許抵抗”的命令：“不準抵抗，不準動，把槍放在庫房里，挺著死，大家成仁，為國犧牲”，“對進入營房的日軍，任何人不準開槍還擊，誰惹事，誰負責”。
于是，一場沒有抵抗的屠殺開始了。據史料記載，日本兵一開始都是用刺刀扎，東北軍士兵赤手空拳，被扎死的很多，鉆到床下的士兵都被機關槍掃射而死。
王鐵漢為了帶領兄弟們突圍，冒著違抗軍令的風險，命６２０團士兵待日軍一走近就開火。
北大營一戰，日軍傷亡２５人，我軍傷亡失蹤總計４８３人。“我們手上就幾顆子彈都能打成這樣，如果豁出去打，我們旅有１萬多人，那幾百個鬼子肯定被我們全殲！”王鐵漢說。
“可以說，是王鐵漢率部打響了抗日的‘第一槍’，在之后的抗日戰場上，也能見到他的身影。”在場老師說。
東北育才學校學生葉宇晨說，通過學習我們了解到不抵抗并不是真的無人抵抗。面對侵略者的鐵蹄時，不屈的東北軍民敢于抗爭，敢于擔當，這種愛國精神和“寧可戰到一兵一卒，也要堅守抗戰到底”的抗爭精神深深感染了我們。
改變美國政府對中國印象的“八孔窯”
在延安中學的校園內，有一排條石砌成的石窯洞，被師生們叫做“八孔窯”，學生們大多知道這里曾是美軍觀察組在延安的駐地，卻對他們在延安的活動情況知之甚少。美軍觀察組是什么？在公開課上，教師夏雷準備的一段視頻資料，讓學生們了解到這段塵封的歷史。
１９４４年７月２２日，一家美軍軍用飛機在延安機場成功降落，從機上走下９名年輕的美國軍人和外交官，他們就是美軍延安觀察組的第一批成員。當時中國的抗日戰爭已經進行到最后階段，為了更有效地協同作戰，美國政府希望與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直接接觸，于是在重慶、延安和中緬印戰區總司令史迪威的三方協調下，這個代號為迪克西使團的美軍觀察組來到了延安。
從１９４４年到１９４７年３月，美軍觀察組向美方提供了大量翔實的報告，內容涉及邊區人民的生活，共產黨軍隊的作戰能力，以及外交政策等，為美國政府的對華政策決策提供了可靠的一手資料。
美軍觀察組政治顧問謝偉思在１９４４年７月２８日發回的第一份電報中，把延安描述為與重慶完全不同的世界，這里有清新的風氣，欣欣向榮的氛圍；沒有乞丐，沒有人穿高跟鞋，所有人都是平等的，毛澤東甚至也可以走在大街上與普通老百姓聊天。
這些來自親眼所見、親耳所聞、親身感受的報告讓美國政府對中國和中國共產黨有了新的認識。
紅燈籠也能成為“防空雷達”
在重慶６６中舉行的抗戰公開課上，老師播放了一段１９４１年由美國人拍攝的重慶大轟炸的真實紀錄片《苦干》，學生們對其中高高升起的紅燈籠特別感興趣，這些紅色燈籠就是重慶戰時的空襲警報系統。
當時的中國并沒有掌握防空雷達技術。面對日軍戰機頻繁的轟炸，１９３７年９月成立的重慶市防空司令部借鑒從周朝開始實施的“烽火臺”體系，配備防空監視隊、哨。他們在重慶東、南、西、北四個方向的廣闊區域，設立了由２６支監視隊、１３２所監視哨和１所獨立哨組成的防空情報網。
懸１個紅燈籠，是遠在宜昌的監視哨發現日機，其航向可能是重慶，市民應預先準備或疏散；懸２個紅燈籠，是萬縣（萬州）監視哨發現日機，其航向是重慶，大約敵機１小時內將空襲，要求市民全部避入防空洞，警報解除前不許外出。
西南大學教授潘洵說，紅燈籠成為抗戰時期重慶人的共同記憶，也凝結了中國人的抗戰智慧，有時，人們一天要跑兩三次警報。警報解除，人們就跑回家，把房子修修補補，該工作就工作，該讀書就讀書。這是一種生活態度，更是一種絕不屈服的意志。
聽了“紅燈籠空襲警報”的故事，學生們無不感慨抗日軍民的智慧和樂觀精神。重慶６６中學生鄭劍鋒說，本以為頭頂轟炸，那時候的重慶人應該每天生活在驚恐中，但他們卻能將跑警報當成一種正常的生活去規劃，其中凝聚了中華民族絕不屈服的斗爭意志。（記者：烏夢達、陳國洲、陳晨、王瑩、凌軍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