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永遠不會忘記國恥，也不會忘記日本鬼子是怎樣糟蹋我們同胞的，有的事情可以忘記，有的絕對不行！”說起抗日戰爭那段歷史，96歲的抗戰老兵文振亞情緒有些激動，握著志愿者的手，一字一頓地說著，仿佛這一切就發生在昨日。
文振亞，出生于1919年，祖籍湖南會同，是宋朝末年愛國英雄文天祥的后代。自幼受父親的教導，1939年正式參軍入伍。1942年因故返鄉，后出資頂辦當時瀕臨破產的《西南日報》。解放后，到學校任教。如今，雖已96歲高齡，口齒依然清晰。家里墻壁上的戎裝照與一身的儒雅氣質，似乎已經在訴說那段棄筆從戎的抗戰故事。
圖為抗戰老兵文振亞。中國青年網通訊員徐雅瑩攝
“敵人來了，我怎么能不扛起刀槍奮戰”
文振亞的父親是一名軍官，14歲參加縣里考試，成為清朝最后一次科舉考試的秀才。1924年，因為得到北伐軍24集團軍總司令唐生智提拔，接任唐部19師的參謀長。
文振亞的四姨之子梁陶與文振亞岳父粟沛胞弟、后來獲授大將軍銜的粟裕是湖南省立二師的同窗好友。1927年5月，國民黨反革命勢力發動“馬日事變”，二人便逃到了文振亞家中，文振亞的母親找出兩件長衣馬褂，叫二人換去了學生裝，并為二人準備了午餐。餐后，文振亞的父親為二人準備了80元光洋作路費，并用化名開了軍用護照，以防途中的萬一，幫助二人逃離長沙。
“從小父親就教導我保衛國家，敵人來了，我怎么能不扛起刀槍奮戰。”文振亞神情堅定，參軍上戰場的決定至今難忘。“只可惜我父親去世的早，1928年，我爺爺和父親相繼作古。”
1933年，文振亞從高小畢業后，去長沙參加考試，繼續學習。后來，家里實在沒錢供他繼續讀書，到初二便輟學了。1935年，南京一所由邵陽人熊沖開辦的私立三民中學，來長沙招生，文振亞被破格錄取。
本該繼續讀書的文振亞與國家、民族的命運一起，發生了轉折。“我記得是1937年時候，國民黨國防部向全國大中學校下了一紙通令：凡高中二年一期以上及大專學生，一律停課，集中軍訓。我在接到通知后，就和三民中學的同學們一道到孝陵衛集訓總隊報到，當時我被分配在二大隊一中隊，開始了學生集訓。”
“我責任重大，每天要對周圍的人進行授課”
1937年8月13日，日軍進攻上海，南京有淪陷危險，文振亞隨學校遷到了邵陽。1938年春節后，文振亞被分配到民眾集訓大隊工作。
民訓大隊主要負責抗日救亡的宣傳工作。“我責任重大，每天要對大隊周圍居住的壯丁進行授課，如徒手訓練、戰地急救、防空引領、紅歌訓練等。”文振亞回憶道。
當時，在洪江做民訓工作的人數并不多，有陳興、戴世虎、文振亞、周汝聰、賀瓊（女，革命烈士）、楊瓊（女）、郭振和（女）、梁慧（女）。據文振亞回憶，陳興是會同豐山鄉人，當時省立桃園四中教員，被派到洪江民訓大隊擔任指導員。擔任大隊長的是邵陽人戴世虎，國立藍田師大學生。文振亞和周汝聰擔任中隊長，主持18歲至45歲壯丁的軍事訓練。幾位女同學則負責做婦運工作，發動婦女參加抗日團體。
文振亞說，洪江民訓大隊部設在蓮花地民生工廠內，當時民訓隊還專門設立了幾處收容所，他負責炎黃宮地段，他每天清晨都要到蓮花地集合，對居住該地和高坡宮這一保的壯丁進行徒手訓練，夜晚則在歌詩坡下的炎皇宮教唱救亡歌曲和講授戰地救護、急救和防空常識。正是因為民訓隊的宣傳工作，很多洪江青年才踴躍報名入伍，支援北上抗日、衛國救亡。
“我要到一線去，去一線打日本鬼子”
在民訓隊工作期間，文振亞看到經常有《新華日報》、《觀察日報》、《抗戰》、《群眾》等刊物送來給周汝聰等看。當時，文振亞很是詫異，便詢問周汝聰：“這些報紙哪里訂閱的？多少錢一個月？”周汝聰回答他：“是贈閱的，你看就是。”由此，文振亞才開始接觸進步書刊，逐漸才了解到賀瓊等人是共產黨員，才第一次了解到延安。
1938年秋天，民訓工作結束，文振亞、楊瓊一行乘船東上離開了洪江，賀瓊、江仁杰繼續留在洪江從事革命工作。然而，這卻成為他們的訣別，賀瓊壯烈犧牲了！每次回憶起這些，文振亞的神情異常凝重。
“我要到一線去，去一線打日本鬼子。”1939年2月，文振亞報名參軍，投身一線抗戰，受編于國民黨70軍107師3團1連。此時，第九戰區在長江以南的贛北、湖北地區與日軍第11軍形成對峙，第19集團軍在南昌北正面進行防御，第70、第49、第79、第32軍及預備第9師在箬溪以東修水南岸至鄱陽湖西岸并列展開。
3月17日，日軍進攻吳城，南昌會戰打響。“我們結束軍干訓后，同學們就直接赴沙場了。”文振亞回憶起當時同學們唱的歌：“這是時候了，同學們！該我們走上前線！我們沒有什么牽掛，總還有點留戀，學問總不易求得完全，要在工作中去鍛煉。困難已經逼到眉尖，誰有心長期鉆研。別了別了！同學們！我們再見在前線！別了別了，同學們！我們再見在前線！”
“后來得知，很多同學死在了戰場上。我能活下來，是幸運者，但是上戰場、拼刺刀，我毫不退縮。”文振亞說，“當兵，是我最重要的選擇，我不后悔。”
文振亞在70軍干訓班時，由黨支書郭超批準，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42年，文振亞因身份受到懷疑，被迫離開70軍回鄉避風。后因叛徒出賣、組織轉移等，文振亞返鄉后與黨組織失去聯系。
圖為由湖南芷江侗族自治縣人民政府授予文振亞的抗日戰爭紀念綬帶。中國青年網通訊員徐雅瑩攝
“眼看鄉親們受蹂躪，真是寢食難安”
1944年下半年，日寇前鋒進入雪峰山區，會同、洪江面臨淪陷的威脅。在民眾的支持下，文振亞擔任中正鎮鎮長。在任職期間，他徹查了官員盜賣積谷、食鹽事件。
當時，文振亞對欺壓百姓的當地“惡霸”更加痛恨。“雪峰山會戰開始后，縣城東門外兵站，駐有號稱‘誠決軍’的一個連。名為支前，實則擾民。買東西不給錢，闖入民宅，強搶惡要，還奸淫婦女……無惡不作。”文振亞說道，“我想到自己是共產黨員，眼看著鄉親們如此受‘誠決軍’蹂躪，真是寢食難安。”
于是，文振亞精心策劃，帶領民眾一起與“城決軍”作戰。“農民們帶著步槍、牛腿槍、鳥槍、大刀、梭標，個個同仇敵愾，斗志昂揚。尤其在各拗口都架著一種叫‘過山烏’的土炮，里面裝著很多鐵砂，威力最大。”
文振亞帶著農民們，沖進了縣城，將城門關上把“城決軍”擋在外面。文振亞登上城墻，發出總攻的槍聲，農民和“城決軍”便開始交火，槍彈從縣長楊粹和兵站站長的頭上飛過，嚇得二人叫饒，這才熄火。楊粹便承諾嚴懲肇事的兵丁，保證“城決軍”不再擾民，老百姓的太平日子也總算回來了。
“有理、有利、有節”，文振亞堅定黨的政策與頑固派斗爭的事，不久便傳開了。
“不管教書，還是打仗，都是在做貢獻”
1948年，文振亞得知洪江《西南日報》因經費奇缺而停刊、商會擬接辦的消息后，便與1938年在洪江結識的同志商討，同志們提出由文振亞出資頂辦該報，大家共同參與協助。就這樣，文振亞再一次做起了宣傳工作。
1949年10月，洪江解放。文振亞出資頂辦的《西南日報》改名《新華社電訊》繼續出版，繼續宣傳黨的方針政策。發行數期后，文振亞將報社、印刷廠和人員全部移交人民政府。
此后，文振亞便轉入教師行業，在常德師范學校任教。后主編《血沃江南》，寫成自傳《正氣新歌》。“不管是教書，還是打仗，都是在為國家做貢獻，我要把抗日戰爭的歷史告訴我的學生，讓他們好好學習，要讓他們知道國家如今的和平離不開那些曾經血戰沙場的軍人。”（中國青年網實習記者劉凱通訊員陶莉萍吳楠楠徐雅瑩）
(責任編輯：張云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