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對于之前央行有很大掌控影響力的“指導價”，依據從上周開始的完善人民幣匯率中間價定價機制的改革，人民幣匯率中間價在更大程度上取決于前一天收盤價和做市商對外匯供求關系的掌握和判斷。這無疑是向人民幣市場化匯率形成機制前進的重要一步。但隨后的市場反應則不可謂不劇烈。在經歷了A股“千股跌停，千股停牌，千股漲停”的沖擊之后，中國的居民又一次被置于了資本市場的“風口浪尖”。而這一次受到影響的就不僅僅是股民了，每個持有人民幣資產的個體都得直面市場波動。雖然央行研究局首席經濟學家馬駿強調“這是由于此次完善報價所帶來的一次性的調整，不該被解讀為人民幣將出現趨勢性貶值。”但市場仍在擔心，人民幣匯率會在“內憂外患”的多種壓力因素下，“一路向南”。
筆者認為，在我國資本賬戶并未開放的前提之下，人民幣趨勢性貶值并不是可能的結果，在資本市場完全開放之前，我國央行對于人民幣匯率有著絕對主導的地位，這與1992年以索羅斯為代表的國際游資攻擊英鎊和1997年攻擊以泰銖為代表的亞洲貨幣的情況完全不同。當下外匯市場對人民幣匯率的沖擊更多由市場情緒主導，更是在我國央行容忍范圍以內，一旦我國央行認為人民幣匯率到了預設目標，將其穩定在政策目標區域之內是完全可控的。但是穩定匯率并非央行政策目標，運用匯率政策，實現經濟內外平衡，促進就業和經濟增長才是。要把央行這次改革匯率形成機制的動作放在中國經濟最近運行的大環境下來看。
那么，為何之前被一致看好的人民幣的升值預期怎么會在市場化匯率形成機制改變后，出現如此暴烈的下跌趨勢，這背后的市場原因究竟是什么？尤其在全球新興市場“風聲鶴唳”，美聯儲加息之聲喧囂塵上，全球游資回歸美國資本市場趨勢逐步確立之時，人民幣最近的走向是否標志著新興市場國家貨幣新一波競爭性貶值來臨？而這又將對人民幣國際化下一階段產生怎樣的影響？
我國經濟目前的實情，用“內憂外患”來描述一點不為過。君不見，“調結構，穩增長”這一十八屆三中全會定下的經濟改革的核心要義，已逐步讓位于“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危機”的政策底線。據國家統計局8月9日公布的數據，在豬肉價格和旅游支出的推動下，7月CPI環比上漲0.3%，同比上漲1.6%，創年內新高。與此同時，7月PPI指數加速下滑。國家統計局日前公布的7月PPI同比下降5.4%，降幅創出2009年底以來的新低。截至7月，PPI月度數據同比下降的持續時間已增至41個月。這清清楚楚地告訴我們，經濟下行壓力始終存在，通縮陰影始終沒有消退。如果戰略新興行業還不能擔負起拉動經濟增長的引擎，那么，保住原有經濟引擎的動力就是非?，F實的政策選擇。出口對于中國經濟的影響再一次被提到了戰略高度。不要書生氣地簡單認為這是不是重新回到舊有的出口拉動經濟增長軌道的老路，放棄了改革努力和目標。這是一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面臨通縮壓力之時所能做出的必然選擇。人民幣貶值客觀上可緩解我國出口面臨的前所未有的壓力，尤其在其他新興市場國家貨幣已大幅貶值的前提之下。
當然我們要注意的是，這種匯率形成機制的市場化改革方向并不會隨著人民幣匯率的貶值發生變化。人民幣國際化戰略不可動搖，但在具體執行的時候，政府無疑會更多考慮國內經濟的運行狀況。人民幣國際化的推進速度及資本賬戶的開放速度，都會以國內資本市場的平穩運行為首要前提條件。正如中國政府在股市劇烈動蕩之后所闡明的立場，限制一些境外資金賬戶的股票交易行為，并不意味著中國資本市場開放的倒退，只不過開放步伐會放得慢一些，邁出步伐更為謹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特別提款權籃子納入人民幣也罷，MSCI主要新興市場指數包括A股也好，這些最終都是會發生的，并不以市場短期波動而轉移，中國經濟體量擺在這里，該來的總會來。這不，IMF在上周末發布的年度經濟評估報告中，對中國經濟多個領域給出了“高分”，且對人民幣匯率方面更是近十年來首次做出了“不再低估”的評估。所以，未來，中國經濟政策制定者如何在多個政策目標之中取舍，真正掌控住經濟風險的底線才是最要緊的。
一個順應市場的更為靈活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只會對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起到更為積極的作用。我們對央行此次在人民幣匯率上的調整應給予更為積極的評價。畢竟，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在更為市場化的道路上的突破應要予以鼓勵。起碼在現階段和在可預見的未來，央行對于人民幣匯率的決定權不會喪失，境外資本很難對此挑戰，這有利于我國央行在守住風險底線的前提下，進一步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的戰略和國內金融改革。
對證券投資人而言，更應看到，人民幣匯率政策由固定向有條件浮動、有彈性機制轉變，也是利率市場化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也將成為推動資本市場健康發展的根本力量。
(責任編輯：鑫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