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以來，全國多個地區上調了最低工資標準，其中，上海、深圳兩地最低工資水平超過兩千元大關。從最低工資標準的“含金量”來看，上海、北京均明確最低工資標準不包含“個人應繳納的各項社會保險費和住房公積金”，這意味著京滬兩地的最低工資標準“含金量”更高。
最低工資標準是舶來品。最低工資對改善低收入人群的薪酬和經濟增長的影響一直不清晰，經濟學界對此的討論可謂汗牛充棟，盡管如此，多數國家還是基于壓力出臺了最低工資制度。
中國最早于1993年出臺了《企業最低工資規定》，到2004年完善為《最低工資規定》，所有中國境內的用人單位都要遵守這一標準，而最低工資標準由各地方政府相關部門發布。
然而中國雖然學來了“最低工資”制度，但一直沒有得到很好的執行。首先，最低工資當然是針對主要在城市就業生活的非農勞動力。因為農村的農業生產一直處于自雇狀態，大量農民自然無法適用最低工資，農村的非農就業單位多半不正規，企業用工完全市場化，用人單位和職工都沒有自覺去遵守最低工資規定。這意味著2014年的7.7億勞動力中，有3.8億鄉村就業人口是不享受最低工資待遇的。
但是，因為中國居民的收入差距的主要來源就是城鄉差距，在城市就業的勞動力報酬遠高于農村。也就是說，就算是現行的城市勞動力的工資水平，農業勞動力還是源源不斷地轉為非農勞動力，勞動力供給十分充分，尤其是最低工資水平對應的低端勞動力的可替代性很強，勞動力市場的基本面根本不支持很高的最低工資，所以最低工資標準也不能定得太高。
事實上，目前的最低工資水平已經不算低了，2014年包括農民在內的全國居民人均工資性收入則只有11420元，考慮勞動參與率后的月工資有1684元。而北京2015的最低工資就高達1720元，高于全國的人均平均工資性收入，勞動力怎么可能不往北京跑？
這兩年最低工資標準還在快速提升，全國總工會的通報顯示，2011年至2014年調整幅度分別為22%、20%、17%、14%，遠高于全國范圍勞動力的平均工資性收入水平，進一步抑制了最低工資的調整空間，因此2015年各地的最低工資標準增幅則普遍在10%左右。
而且，雖然最低工資相比農民的收入高出不少，但在城里仍然不夠生活。以上海為例，2013年的最低工資標準是1620元，最低收入組家庭人均消費1351元。哪怕按一家三口，兩個勞動力計算，每月的收支缺口仍然高達810元，每年虧空高達1萬元。在城市居民的眼里，這樣的最低工資根本就保障不了他們的生活。
因此，在這樣的情況下，最低工資定多高并不重要，而實質性增加全民收入、縮小城鄉收入差距則更為重要。具體來看，有兩方面的功課要做：首先，降低GDP中包括稅收、政府性基金、社保等部分，這些占GDP的比重近40%，應當盡可能“還利于民”，讓勞動力分享更多的經濟增長的紅利；其次，促進勞動力的自由流動，通過農民進城來縮小城鄉收入差距，也只有城鄉、行業的收入差距沒那么大了，最低工資才有意義。
□聶日明（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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