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渲染“日本威脅論”的漫畫
描繪紡織工廠的日本“浮世繪”
一位南非作家在其著作《虎視眈眈的黃種人》中主張，英國人和荷蘭人必須聯手，甚至連黑人和白人也應該放棄敵意，共同抵抗來自東方的威脅。
20世紀初，日本趁老牌殖民國家忙于戰爭，加強了同非洲的經濟往來，利用棉紡織品和鞋子、服裝等廉價商品，迅速占領非洲市場，對歐洲列強的對非貿易產生嚴重沖擊。更讓老牌殖民者擔心的是，他們從日本在非洲的布局中，看到了一顆不斷膨脹的野心。近日，在學術界頗有影響力的英國《亞太學報：日本聚焦》雜志，揭開了這段歷史的一角。
日本商品深耕非洲市場
將時鐘撥回大約一個世紀前。當時，在新興工業化國家紛紛崛起的背景下，英國在全球市場的出口已現頹勢，對各殖民地出口額的下滑幅度尤其巨大。“日不落”帝國的日漸式微，讓東方的“旭日之國”看到了借助通商實現對外擴張的良機。在英國擁有眾多殖民地和附屬國的非洲地區，人們逐漸喜愛上了物美價廉的日本商品。巧合的是，日本出口到非洲的主要也是棉和人造絲制品，對英國在這片大陸的紡織品出口構成了巨大挑戰。
根據英國方面的統計，從1930年開始，英國出口到東非國家肯尼亞和烏干達的棉和人造絲制品均逐年下降，日本的同類產品卻橫行無阻。到1933年，日本出口到兩國的棉紡織品多達3600萬米，英國僅480萬米；人造絲方面，日本近400萬米，英國還不到兩萬米。
東非還不是英日在非貿易競爭的正面戰場，兩國爭奪最激烈的陣地，是扼守這片大陸最南端的英聯邦重要成員國——南非。
日本與南非的貿易始于17世紀荷屬東印度公司成立，該公司為將獸皮出口到遠東，于1652年在南非設立辦事處。此后近3個世紀，日本與南非的貿易額只能用“微小”來形容。
但第一次世界大戰成了局勢的轉折點。兵戈交錯之下，英、法等南非日用品的傳統供應者自顧不暇，日本瞅準時機，向南非大批輸入紡織品，自此在生意場上站穩了腳跟。1920年，日本對南非的出口額將近400萬日元，相當于一戰前的近10倍，增幅驚人。
從1921年開始，日本對南非的出口再次迎來了增長的黃金期。而此后幾年里棉線價格的下跌，也給了日本廉價商品新的機會，讓其在南非市場上進一步深耕自己的地盤。
南非政府被指“遭收買”
日本商品(尤其是絲織品、棉紡織品和成衣)對南非出口量的暴增，引起了當地貿易保護主義勢力的關注。1925年，由巴里·赫爾佐格任總理的南非國民黨與勞工黨聯合政府，通過了旨在刺激工業增長的關稅改革法案，日本對南非的貿易一時受阻。
可惜，南非本土商賈的好日子沒持續多久，大蕭條的浪潮便席卷而來，令該國羊毛出口額暴跌70%。面對經濟困境，1930年9月，南非政府決定放開市場，重新放寬對日本商人來南非做生意的限制，不久后與東京簽署“君子協議”，確保兩國間貿易正常開展。
根據協議，日本批發商可在南非各地(奧蘭治自由邦除外，該地不允許亞洲人居住)定居，從事任何法定商品的貿易，雇員也可以全部為日本人。不僅如此，南非的法令亦不限制批發商直接面對普通顧客，這意味著，遠道而來的日本商販可以就地開展零售業務。
在南非內部，各派就同日本的經濟聯系不無爭論。1931年7月5日，南非國民黨主席、內政部長丹尼·馬蘭發表講話，譏諷政府“已被日本小商販和企業主收買了”。按照他的口徑，1921年，在南非定居的日本人只有98名，而在當局放寬限制以后，“一個個日本富商，正打算在我們這里建立批發商行，”他還補充說，日本人“正在窺伺這片土地”。
反對黨“南非人黨”領袖簡·斯馬茨則斷言：“一旦我們和東方人大規模做生意，就不可能將來自亞洲的移民拒之門外。”斯馬茨之妻伊茜的言辭更是火藥味十足：“印度人已經讓我們麻煩不斷了，現在政府居然打算讓黃種人進入南非，而且還是世界上最有力量的黃種人？一旦這些家伙進來，我們可就沒辦法讓他們離開了……”
“日貨傾銷”成了流行語
對于日本的“貿易入侵”，南非當地的媒體也非常重視，進行了連篇累牘的報道。
翻開1932年開普敦的一張報紙，以日本商品為關鍵詞的報道赫然在目。撰稿人在贊揚了南非“繁榮昌盛的制鞋工業”后，忽然筆鋒一轉，稱“日本鞋子像烤餅似地擺在路邊”，每雙成本僅0.5美元。“貧窮的黑人”以0.75美元的價格買這種鞋子，嚴重影響了當地鞋子(售價1.35美元)的銷量。內政部長丹尼·馬蘭發表前述講話數天后，約翰內斯堡最暢銷的《蘭德每日郵報》也載文批評南非政府“引日本人入室”的貿易政策。
在連續不斷的信息轟炸之下，南非人逐漸熟悉了一個新詞“日貨傾銷”。
1933年，南非進口的日本商品創造了新的里程碑，總額達2670萬日元(約合685萬美元)。消息一出，頓時引爆了更洶涌的反日浪潮：政客公開呼吁民眾“立刻行動”；報紙上充斥著“反對日本貿易侵略”等各種各樣的口號；抵制日貨的計劃也在醞釀之中……
同年9月，南非商會表達了他們對日本商品的憤怒。一名商會成員宣布，“700萬雙日本鞋子進入南非市場，對本國的制鞋工業造成毀滅性破壞，政府對此卻不予重視。”
白人精英呼吁一致對外
日本雖然遠在半個地球之外，南非白人統治者擔心的事情，卻不僅限于“貿易入侵”。
20世紀初，地廣人稀的巴西在全球范圍內尋找勞動力，還曾與清政府商談移民事宜，結果被“天朝上國”一口回絕。巴西轉而求助日本，雙方一拍即合。1908年，載有781名日本勞工的“笠戶丸”號客輪從神戶出發，駛往巴西。中途停靠南非開普敦，補充水和燃料。
此后幾十年，滿載著日本移民的客輪都會路過南非。這一幕給當地的政治精英留下了極深刻的印象，令他們對東京急于為國內“過剩人口”尋找海外出路的做法疑心日盛。
1931年，“9·18”事變的消息傳開后，《蘭德每日郵報》立即刊文稱：“可以肯定，日本軍方有一個秘密計劃，即往該地(中國東北)和澳大利亞移民。”該報還在9月24日的頭版頭條中寫道，“駐扎奉天的日軍殺死了3名白人。日本意欲吞并中國，繼而統治世界。”其中“殺死3名白人”和“吞并中國”均為醒目的黑體大寫。
另一方面，日本某些好戰分子的言論被放大后，進一步激化了事態。面對這個野心勃勃的亞洲強國，一些南非白人開始呼吁，“南非各階層要攜起手來。”如1933年，一位名叫赫德利·亞瑟·奇爾弗斯的作家在其著作《虎視眈眈的黃種人》一書中主張，英國人和荷蘭人必須聯手(編注：兩國曾在南非對立長達百年之久)，甚至連黑人和白人也應該放棄敵意，共同抵抗來自東方的威脅。
當時正值巴里·赫爾佐格領導的南非國民黨和簡·斯馬茨領導的南非人黨合并，組建聯合政府之時。以往，曾有不少人指責赫爾佐格和昔日的對手協作，如今“外敵”當前，質疑這次政黨合并的聲音也就小了許多。對此，鉆石大亨出身的當地政客艾貝·貝利寫道：“如果南非的白種人愿意團結起來……他們將繼續享受被英國海軍保護的日子。”
當然，南非國內也存在親日的聲音。住在約翰內斯堡的約翰·貝恩斯在1931年4月寫給日本外務大臣的信中表示，作為“非洲無產階級黨”的領袖、一名“娶了有色女子為妻”的歐洲人，他“譴責南非政府對日本商會的敵意”，贊揚“日本人民與他們的有色兄弟聯手捍衛權利所做的努力”。只不過在當時的大環境下，類似的觀點屬于“非主流”。
反日情緒無處不在
為了拉住南非這個重要的貿易伙伴，盡管南非羊毛的價格要高于澳大利亞，日本政府仍然加大了采購力度。但此舉更加引起了南非統治者的憂慮，認為日本如此示好必定別有用心。恰在此時，有消息傳來，稱日本政府正與埃塞俄比亞商談收購該國大片棉花田的事宜。據稱，南非對這一傳言非常重視，曾專門派人打探詳細情況。
此后數年間，南非政界和民間對日本的憎惡愈發溢于言表。1934年上半年，日本外務省一位姓首藤的官員訪問南非，目的是緩和兩國日漸緊張的貿易關系。出訪期間，首藤和同事無時無刻不感受到當地人的反日情緒。有一次，他們想去電影院放松放松，卻因為是亞洲人而不被允許入內，還遭受現場人員的嘲笑。
1936年，隨著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亞，日本與埃塞俄比亞的密切關系也招來了全世界的目光。至此，日本在非洲的布局，引起了歐洲老牌殖民國家的全面不安。
需要指出的是，從19世紀末開始，“黃禍”論便在西方喧囂一時。歐洲人口中的“黃禍”明顯指向中國和日本。就中國而言，洋務運動引發了西方對中國工業化努力的警惕，義和團運動更成為后者視中國為威脅的理由；在日本方面，除了其廉價商品行銷全球以及向南美、澳洲、非洲大舉移民外，更重要的是其軍事實力的顯著擴張。
對于西方的疑懼，敏感的日本人迅即做出反應，先是稱中國人為“禍”，欲在人種上“脫亞入歐”。一戰后又“反守為攻”，指責白種人亦是“禍害”，鼓吹日本將“解放受白種人壓迫的東方諸國”，以粉飾自己的侵略野心，直至侵華戰爭和太平洋戰爭的烈焰熊熊燃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