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一二年五月，在甘肅簡牘保護研究中心張德芳先生的大力支持下，我聯絡簡牘研究專家和書法家近五十人，沿絲綢之路對西北地區進行了名為『簡牘之旅』的考察活動。我們從蘭州出發，途徑武威、酒泉、額濟納旗、嘉峪關、敦煌，歷時十天，行程近四千公里。其中重點考察的地方是額濟納旗和敦煌，尤其對額濟納旗簡牘出土地的考察最為全面詳實，對居延漢簡的前世今生做了全面的了解。實際考察遺跡包括地灣城、肩水金關、卅井候官（博羅松治）、甲渠候官（破城子）、甲渠第四燧等。
在簡牘出土之前，我們所能看見的漢代書寫，基本是碑刻文字形式。我們要理解漢代的書寫，只能通過碑刻的刀鋒去理解當時的筆鋒。這種理解是非常有限的，而且這種石刻文字有一部分是先書后刻，有些則是直接刀刻。書寫者的書寫水平、刻工水平、石刻地點、石刻材料等都會影響到后來的文字表現形式。尤其是隨著時間推移，風化殘蝕等自然損壞，通過刀鋒已經很難找到漢人的書寫風格。
由于石刻文字有上述局限，所以想要真實還原漢代文字書寫和字體演變，必須借助于漢代文字的正常書寫載體——簡牘。幸運的是，二十世紀以來，漢簡的神秘面紗已經被完全揭開。一百多年來，漢簡大量出土，其數量龐大、種類豐富、書寫形式千變萬化、書手多元、書體多樣，是當之無愧的書法藝術瑰寶。
漢簡皆為原始墨跡，對探索文字和書體字體演變提供了真實可靠的依據。自漢簡出土，兩千多年后的人們才第一次看到了漢代的毛筆書寫，還原了當時的書風，了解了古人的用筆特點。尤其是上世紀三十年代后大量出土的居延漢簡，更是成了書法藝術之寶庫。
額濟納居延簽牌
居延漢簡出土概況
居延漢簡內容多樣，除小部分字書、歷譜等書外，大都屬于文書，具體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逐級上報的公文與簿籍檔案，另一類是私人書信。數量龐大的居延漢簡可見漢字書體的復雜程度，現在已知的居延漢簡書體有篆書、隸書、分書、草書（章草和今草）、真書、行書。其中隸書、草書、行書已經表現出很成熟的書寫形式。
目前的通用稱謂是將居延漢簡分為居延漢簡和居延新簡：
居延漢簡，中瑞西北科學考察團一九三〇至一九三一年在黑河流域的重要發現，這次科學考察與清末民初的外國探險家利用政府昏庸而進行盜掘不同，是一次有組織、有計劃的科學考察。本次考察活動由瑞典探險家斯文·赫定籌措經費，成員由中、瑞、德三國共同組成。據雙方訂立的《合作協定》規定：所獲得的文物留在中國，考察成果共同享有，并在西北科學考察團理事會統一規劃下陸續發表。瑞典考察成員貝格曼先生在居延地區主要是在卅井塞、甲渠候官、第四燧、肩水金關等處挖掘到漢簡一萬余枚，這就是著名的居延漢簡。這批漢簡出土不久即遭逢抗日戰爭，在戰爭中由北京至香港、由香港至美國，顛沛流離，最終于一九六五年入藏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一九五七年臺灣方面出版了由勞幹先生主編的《居延漢簡》（圖版之部）。一九八〇年，大陸方面出版了《居延漢簡甲乙編》，基本包括了全部一九三〇年代出土居延漢簡的圖版、釋文，并附有《居延漢簡的出土地點與編號》及《額濟納河流域鄣燧述要》，應該說是今天從事居延漢簡研究的最重要資料。
居延新簡，一九七二——一九七六年，甘肅省文化局文物處、甘肅省博物館文物工作隊、酒泉地區及當地駐軍等單位組成居延考古隊，對居延漢代烽燧遺址進行調查、發掘工作。甲渠候官出簡七千九百三十三枚，肩水金關出簡一萬一千五百七十七枚。一九九四年中華書局出版了《居延新簡——甲渠候官》一書。當時計劃出版姊妹篇《居延新簡——肩水金關》，但由于種種原因一直沒有出版。直到二〇一一年，才由中西書局出版了《肩水金關漢簡》（壹）圖文及紅外線版。二〇一三年又出版《肩水金關漢簡》（貳）圖文及紅外線版。其余的會陸續出版。
除這兩次大規模調查、發掘外，還有一些小規模的調查、發掘工作。如：一九九九——二〇〇二年，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對額濟納旗漢代烽燧遺址的調查、發掘，所獲漢簡五百余枚，照片和釋文收錄于魏堅主編的《額濟納漢簡》一書。二〇〇六——二〇〇九年，在進行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期間，額濟納旗『三普普查隊』先后采集到漢簡五百余枚，其中有字簡約三百枚。這批漢簡由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蘭州城市學院和額濟納旗文物管理所共同釋讀，預計二〇一三年出版，書名為《居延邊塞長城資源調查——額濟納漢簡卷》。
居延的歷史變遷
『居延』本系匈奴水名，作為河流在漢文里被稱為弱水，即今額濟納河（上游即黑河）。居延地區指額濟納河中下游地區，在漢代主要是張掖郡居延都尉府和肩水都尉府轄區。在今天則主要包括甘肅省金塔縣和內蒙古自治區額濟納旗所轄地區。此地氣候干旱，遍地沙漠戈壁，延綿三百多公里。由于東西兩側巴丹吉林沙漠和北山山脈的天然阻擋，使得額濟納河流域兩岸成了我國西北部的重要南北交通要道。
漢代的居延，水草豐美，非常有利于農牧耕作，該地區是中央政府和匈奴的必爭之地。據史書記載，漢代曾在這里大量修筑軍事鄣塞，進行屯戍，發展經濟、農耕、軍事，由于居延海的存在，當時的漁業也很發達，有名的居延漢簡《建武三年甲渠候粟君所責寇恩事》簡冊可見一斑。
漢武帝元狩二年（前一二一），漢軍用兵匈奴，漢將霍去病入居延收河西走廊，打敗匈奴渾邪王和休屠王部眾占領了河西地區，居延大地從此與中原王朝的命運僅僅聯系了起來。此后，西漢王朝在河西設立了酒泉、張掖、敦煌、武威四郡。太初三年（前一〇二），漢武帝擢用伏波將軍路博德為居延都尉，在張掖郡以北的居延澤修筑了遮虜障，置縣移民，大量譴派戍卒屯田墾殖，守塞開邊，居延邊塞成為漢代統治者保衛絲綢之路的前哨營壘。《漢書·食貨志》記載，為了增加農業生產，提高勞動生成率和增產的效果，漢武帝劉徹末年，任趙過為搜粟都尉，把關中農民創造的代田法加以總結后推廣到居延地區。
漢昭帝始元二年（前八十五）曾調遣屯田戍卒一千五百人到居延屯墾。新莽時期一度改居延縣為居城縣。漢安帝時以張掖居延都尉所轄地區置張掖居延屬國，僅領居延一縣，藉以安置內遷匈奴人。漢順帝永和五年（一四〇），居延屬國有一千五百六十戶，四千七百三十三人，大多為軍士。漢獻帝興平二年（一九五），武威太守張雅奏請以張掖居延屬國置西海郡，治所即在居延，轄居延海附近一帶。魏晉時期，西海郡繼續存在，也有軍官駐扎。
西晉太康三年（二八二），西海郡有兩千五百戶。永康二年（三〇一）屬涼州。北魏時郡廢。額濟納旗文物管理所藏有一枚西晉武帝太康四年簡（二八三），說明居延障塞至少在西晉前期仍繼續發揮著它應有的作用。兩宋時期居延地區被西夏占據，設威福軍。元置亦集乃路，立總管府。清設土爾扈特旗，屬甘州（治今張掖）。
一九四九年九月額濟納旗和平解放，由酒泉接管。一九五〇年七月，經西北軍政委員會批準，歸由甘肅省酒泉地區代管，改名『額濟納自治旗』。一九五六年，始歸內蒙古巴彥淖爾盟，稱額濟納旗。一九六九年，額濟納旗復歸甘肅省酒泉地區。一九七九年，又劃回內蒙古自治區巴彥淖爾盟。一九八〇年，阿拉善盟成立，額濟納旗歸屬至今。
居延漢簡出土遺跡現狀
本文所述的居延漢簡僅以上文所述的兩部分為主，即現藏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居延漢簡和現藏甘肅簡牘保護研究中心（現甘肅簡牘博物館）的居延新簡。
現對這兩部分漢簡的出土遺址進行介紹：
博羅松治遺址
一九三〇年瑞典考古學家貝格曼先生在居延地區的博羅松治遺址，發現了居延漢簡中的第一枚簡。此后，經過調查，在此處計清理漢簡三百五十枚左右。根據此地出土的封檢可確定是當時的『卅井候官』遺址
『簡牘之旅』學術考察中，我們重點考察了此地。我們在額濟納旗達來呼布鎮換乘了當地牧民駕駛的改裝越野車，在劇烈的顛簸中向目的地進發，當地老鄉的駕駛技術和對路線的記憶力令我欽佩。沙漠戈壁上飛起的沙塵使得后車看不見前車，沿途會時不時看到低矮的或枯死的胡楊樹、駱駝草。戈壁上散布著零星的牧民，偶爾會有羊或駱駝，龜裂的地面可以想象曾經被大雨或大水沖刷過。穿過成片枯死的蘆葦從，眼前就是蒙語稱為博羅松治的高聳的卅井塞。遺址散落的土層中可見魚骨，從而可以想象當年水草豐茂的景象。成片低矮的蘆葦已經枯死，地上泛綠的嫩芽還在倔強地向上生長。
甲渠候官
該地一九三〇年出簡五千枚左右，一九七〇年又出簡七千七百九十三枚。甲渠候官俗稱破城子，位于現在額濟納旗達來呼布鎮南二十四公里，納林河和伊肯河之間的戈壁灘上。驅車從公路進入戈壁很快就能看見遺址，現在是一個破敗的土堆，可以看到塞墻的遺跡。在這里出土了著名的居延筆。
甲渠塞第四燧遺址
一九三〇年貝格曼曾在此地掘得漢簡一枚，一九七〇——一九七四年此地出簡一百九十五枚，遺物一百〇五件，從出土的封檢中可知當年這里是甲渠候官第四部和第四燧的所在地。
肩水金關遺址
此地一九三〇年代出簡八百五十枚左右，一九七〇年代出簡一萬一千五百七十七枚。肩水金關是我們考察居延漢簡的第一站，從酒泉驅車前往額濟納旗的路上，翻過貨運鐵路線，在駐地部隊的幫助下我們徒步進入了戈壁深處，地灣城和肩水金關距離不足兩公里，地灣城還可以清楚的看到當時的城池結構和房屋構造，不遠處就是額濟納河流過，河邊是茂密的蘆葦。但是肩水金關由于風吹日曬，只留下一座龐大的土堆，難以想象當時的車水馬龍，熙熙攘攘了。
居延漢簡的書法藝術
『居延漢簡』的書寫時代從西漢武帝時一直到東漢中前期，跨度二百余年。從中可以看出，漢初書法沿襲秦代書法傳統，雖然當時新的字體逐步代替舊的字體，但并不意味著舊的字體消失。用筆、字形上依舊多篆法，結體變化大，而且一篇之中往往篆、隸、草混雜，這說明了漢代隸書處在不成熟和不穩定發展階段，而到了西漢中葉以后，古隸向分書演化，波磔俯仰十分明顯。
一、基本風格
韓偉對居延漢簡的書法藝術有這樣的描述：
1、粗豪率意，豁達不羈
粗豪率意是居延書法藝術審美特點的靈魂所在，并貫穿始終。雖三分小字，然『出鋒峻落、行筆大度雄放』，其勢與神采不讓榜書，豎可貫通，橫有聯絡，即為均齊，又宜參差錯落的章法，均在輕松自然的心態下，率意寫就的。例如為之，毫不造作，有著飛動風發之姿，『啟迪了敦煌張芝草書之「狂」，索靖章草之「峻」，開拓著草書長河之源頭。』
2、自然天趣
蔡邕云：『夫書肇于自然，自然既立，陰陽生焉；陰陽既生，形勢出矣。』例如紀年簡『鴻嘉二年簽』、『陽朔五年簽』等，上部額首作圓形穿孔，并畫有網紋，下邊寫字。又如『建武三年簽』是一件草隸作品，字的大小不一，筆畫粗細反差很大，特別是筆畫的夸張和奇逸放縱，『年』字豎畫長伸，墨色濃重，章法上『以豎破橫、以斜見正、以弧托直、以疏襯密』，充分發揮了視覺張力和跌宕起伏的節奏感，形成了自然天趣美的風范，展現出生命本源的活力，這一切正是藝術之所以永恒的根本基礎和力量源泉。
3、博大境界
居延漢簡書法中精彩的隸書、章草、草隸等皆從大處著眼，并不計較局部如何精妙，注重高亢有力的大氣勢，全篇文字，飛動靈活而又大氣磅礴。居延漢簡書法藝術的博大境界與秦漢的繪畫、雕塑有相同之處，時代的特色，促成了藝術特色的相似，居延漢簡書法字字遒勁峻利，古樸寬博，氣格落落大方，『若星辰麗天，皆有奇跡』，善于亂中見整、整中求變，亂頭粗服而生機勃勃，充分展現了書法內涵的博大境界。
4、墨象之美
居延漢簡書法展現了一種墨象之美。而墨象之美是由意象和筆墨共同體現的。意象，是東方藝術的一個制高點，也是古代文藝理論的重要基石，筆墨，歷來為書畫家鉆研錘煉，石濤說『墨海。立定精神，筆鋒下決出生活』，從不同角度闡述了筆墨的意義和精神品格。居延漢簡書法史由何種筆與墨寫就的？筆者從出土的『居延筆』以及有關資料得知，與現代的狼毫毛筆并無大的區別，筆頭大小在小楷之間，不同點是筆桿為實心。至于墨色，專家們分析后認為用的是丸墨，屬天然漆煙、色澤烏黑而發紫光，一經寫在竹木簡上則歷久不滅，否則，兩千多年前的簡牘筆跡如何仍舊清新如初？居延漢簡書法中有兩件章草珍品，一是東漢和帝永元年間（八八——一〇四）的『永元器物簿』，共七十五枚簡相聯的冊，洋洋灑灑數百字。二是『永光元年簡牘』，寬三行，共六十二字。這兩件珍品筆線俊俏利落，中側鋒并用，字字獨立而行氣貫通，互為照應，沉著痛快、亂中有整，散中有聚，聚中又各具情態，有一種『混沌里放出光明』的墨象之美。[1]
葉鵬飛先生以為，簡牘書法具有率意自然，以拙生巧的內涵。其藝術上的自然情趣是書家性情、審美意識的自然流露，亦是一定的歷史階段中各種因素互相配合起作用的結果。漢代的文學藝術，總體上都是生機勃勃充滿飛動之勢的。譬如司馬相如的辭賦，以『飄飄有凌云之氣』的筆致、以自然景觀的巨麗、游獵的壯觀以及文章發揚韜略的精神、一浪高過一浪的奪人氣勢，將漢人雄壯情懷表現得淋漓盡致，將《楚辭》充滿浪漫想象、《詩經》的雅正磅礴融為一體。漢簡產生于這樣的文化氛圍之中，怎么不激昂踔厲虎虎生威而又靈動機敏。從現有的各類漢簡來看，簡面上絕大多數都是小字，在低位窄小的簡面上寫字，給人一種不覺其小，發覺其大的奔騰不羈的氣勢，都是與漢代的總體文化精神有關，這是一股以小見大的氣質美。[2]
二、居延漢簡中的隸書
秦的統一和強大，給文字的統一奠定了基礎，李斯等人對當時通行的文字小篆進行了進一步的統一，頒發全國使用，這就是當時的官方字體，而隸書在當時應該屬于普遍的手寫體，意即俗書體。
秦很快就滅亡了，漢不但繼承了秦，更重要的是發展了秦，很快被秦統一的小篆就走向了歷史的盡頭。隸書成了當時的官方文字書體，并逐漸對寫法進行統一，出現了平整、統一的規則。這種從小篆到隸的改變是中國文字書寫發展史上的一座重要里程碑，讓文字書寫從廟堂之高真正流向了江湖之遠。可以說，只有漢代才出現了嚴格意義上的日常行為的書寫，并且出現了像《神烏賦》這樣的浪漫書寫，不單單是官方的文字記錄。
出土的居延漢簡，雖然是邊關文書，但是相關的書佐或掾吏依然是受過嚴格訓練的書寫者，他們在這種匆忙的日常書寫中，也逐漸的向藝術性過渡和靠攏。
部分甲渠候官文書
居延漢簡的隸書代表之作就是《相利善劍》冊，部分《甲渠候官文書》。《相利善劍》全冊六簡，二〇九字，書寫規整，墨色如新，屬于較為工整的隸書結體。有編繩契口三道，約為西漢末或王莽時物。主要內容是鑒定刀劍的有關標準，其中包括善劍標準四條、弊劍標準六條和弊劍花（紋）四條，為后人留下了鑒定刀劍的寶貴知識。《甲渠候官文書》的基本風格可以用率意、質樸、粗狂、健雄八字予以概括。這些文書的草擬者、謄寫者多系邊塞軍事防御系統、郵驛系統中的下級官吏。
漢簡隸書看不見漢碑的那種嚴謹規整及非常強化的蠶頭燕尾。然而這樣卻更加顯示了書寫的隨意性，加工的痕跡不是很明顯，但是這種書寫一定是建立在大量的書寫練習之上的，是一種熟練的隨意，而不是書寫的為所欲為。雖然不是出自一人之手，但卻有很多的相似之處，這種相似并不是字體的一致，而是潛移默化的這種用筆方式。
當時的這種書寫，一般情況下，都是在很短的時間內完成的，容不得長時間思考謀劃，更不存在嚴格意義上的藝術設計。在1cm左右寬度的木簡上書寫一行甚至兩行文字，很少看到修改的痕跡。
三、居延漢簡中的草書
居延漢簡出土之后，圍繞他的研究分兩方面進行：一是利用漢簡來研究歷史，從中了解漢代政治、經濟、軍事制度；二是對居延漢簡文字進行考釋。居延漢簡的草書研究是伴隨著居延漢簡文字考釋而產生的。居延漢簡年代跨度大，從西漢武帝時期到東漢靈帝，幾乎橫跨整個漢代。草書數量豐富，覆蓋面廣，書寫者眾多。居延漢簡的草書字形主要是扁方或正方，以橫勢為主，牽連極少，字字獨立，某些草字最后一筆重收，而且以長直畫為主，帶有濃厚的隸意。
居延漢簡中的許多草書成為現行簡化字的源頭，例如：報：『報』的簡化字。居延漢簡中『報』寫作『報』，與今天的簡化字『報』字形完全相同。長：『長』的簡化字，最早見居延漢簡。單：『單』的簡化字，居延漢簡中『單』上兩』個『口』字被兩點替代。國：『國』的簡化字，居延漢簡中的『國』字草書非常接近『國』字。
另外還有『貝、會、見、將、樂、賣』等字。可以說草寫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對漢字反復筆畫的簡化，在漢字簡化的歷史演進中有著重要的意義。
關于居延漢簡的取材，據何雙全統計，居延新簡中數量最大的是松木，其次胡楊，其次是檉柳，居延漢簡的草書大都寫在木簡上。張旭光先生以為，由于木頭比較綿厚，墨滲到木頭里邊去，因此線條呈現出綿厚、高古、樸拙的特點，這些特點也恰恰是漢代精神的一種體現。這些墨跡具有非常浪漫的造型。它有很多空間上的創造和組合。有些寫法不是為了抄書而寫，它是為了表達書寫者對空間上的一種感覺。這些空間實際上也是古代和現代相共鳴的審美構成。隨著書法中章法形式的豐富，隨著書法的實用性越來越少和審美需要日益增加，這些作品還有很多的特異。在現代美學里面講到特異的概念，是說有很多符號都比較相似，突然出現一個獨特變化就是特異，特異能使你的注意力集中到一個點上，而產生特殊的效果，這也是一種現代審美對傳統的認識。在兩行二十幾個字中，突然出現了一個完全與眾不同的符號，這個符號在以后的篇章中會偶爾再出現，因而成為漢草的一個重要筆畫和標志。但這種特異不可太多，要畫龍點睛。其作者不是一般民間初通文墨的寫作者，而是受過專門訓練的書佐，他們都是當時具有高深文化的知識分子。因而總體上說，以上這些漢草簡牘，不能簡單說是民間書風。[3]
居延漢簡中草書的代表作是《永元器物簿》。《永元器物簿》書于東漢永元五年至七年（九三——九五）。一九三〇——一九三一年，出土于內蒙古額濟納旗居延查科爾帖。我們知道，居延漢簡大部分都以細麻繩編聯成冊，出土后，因麻繩腐爛斷絕，原有冊書盡成散簡斷片，而《永元器物簿》出土時，仍保持原狀。它由七十七枚簡編聯而成，其中兩枚無字簡，乃首批發現居延漢簡一萬余枚中完整冊書中僅存的兩件之一（另一件為『永光二年候長鄭赦予寧書』，由三枚簡編聯而成），為整理其他簡冊提供了依據。此冊現藏于臺灣『中央研究院』。
東漢永元器物簿
冉鷺在《風流倜儻草法嫻熟——〈永元器物簿〉書法藝術賞評》一文中指出：
《永元器物簿》一冊草書較之西漢草書，已進入了自由的王國，為東漢草法成熟之佳作。該冊具有一瀉千里之勢、飛動風發之姿，書者雖為漫不經心的自由揮灑，但其提按收放又是那樣地富于對比的韻律，好比一首流暢的樂曲在抑揚頓挫曲折婉轉地行進。草書書寫性情的優勢在這件作品中體現的淋漓盡致。
一件珍貴的作品不僅體現在它所表現出來的韻律、精神狀態等藝術內涵上，還表現在精湛的筆法和完美的結體上。在筆法上，《永元器物簿》用筆遠近秀潤，起筆駿利，行筆果斷毫無遲澀之跡，滿懷胸有成竹之勢。點畫飛動峻拔，運筆如行云流水，大多筆畫順勢而起而不作藏鋒之態，收筆處已經把筆勢引向了縱勢（如『破』、『張』等字的最后一筆），特別是波磔的筆畫已基本上消失（只有為數不多的捺畫還存在），被縱向的收筆所取代。縱向的筆勢使筆畫與筆畫之間、字與字之間氣勢貫通。在結字上，此簡多取縱勢，靈活多變，隨體賦形。這使其字勢在以符合人們審美特點的右上方傾斜為主的前提下，不乏平正和右下傾斜等變化態勢，更富于動感。
《永元器物簿》雖沒有擺脫章草的束縛，然其縱橫恣肆的自由揮灑，及其所表現出來的率意嫻熟的草法，實開后世今草、大草筆意體勢之先河。其中的大部分草書寫法直接被沿用到了后來的晉唐今草之中，成為今草、大草之法的基礎。[4]
漢簡上所出現的古隸、八分、隸草、章草等字體是這些下層吏卒與民眾，基于軍事形勢的需要，從實用出發，為了書寫簡便而創造出來的。他們『省易』篆書、古隸而創造了隸書，由隸而草，書體演變的真正實踐者是這批廣大的無名書法家，他們在思想上多創新進取，少墨守成規，故其書風必然是率意灑脫、自然流暢、簡古質樸，而少精雕細刻的廟堂習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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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延漢簡對當代書法創作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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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簡牘未發現之前，歷代的隸書皆取法于漢代的碑刻，由于法度較多，一方面為人們的學習提供了便利；另一方面卻成為了束縛人們的障礙。二十世紀簡牘隸書的發現，使人們看到了漢代的隸書墨跡，能體會其書寫的筆墨情趣，使隸書的創新在現代成為可能。
居延漢簡是漢簡書法中的精品，對后世書法創作影響深遠，具體表現在：一是居延漢簡發現的年代較早，是繼二十世紀初西北塞上烽燧簡牘后最大規模的漢簡出土，為人們了解學習簡牘書法提供了基礎；二是其產生的年代久遠，可了解書法的演變過程。三是因為是手寫體，能使后人得其筆法；四是書體眾多，篆、隸、分、草、真、行俱存，成于眾人之手，筆法不一風格多變。
張明亮在《漢簡書法藝術創作的百年回顧》[5]一文中將百年來漢簡書法的創作分為三個階段：一是濫觴啟蒙階段（二十世紀初——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代表書家為沈曾植，盡管這一時期對漢簡書法的認識僅有一鱗半爪，但以沈曾植為代表的書家們已將漢簡書法融入到自己的創作實踐。二是覺醒奠基階段（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代表書家為：鄭孝胥、王世鏜、祝嘉、于右任、王蘧常、錢君匋、胡小石、來楚生、高二適等，這一時期由于于一隅會通南北，熔鑄碑帖，積極吸收漢晉簡牘中的藝術營養，自稱流派，獨樹一幟。漢簡書法全面覺醒，為后來者深化書論認識、臨摹實踐創作奠定了堅實基礎。三是繁榮總結階段（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二十一世紀初），這一時期，漢簡呈『井噴』式發現，為簡牘書法時代的到來提供了極為寶貴的墨寶真跡，書法創作中大量攝入簡牘元素，代表性書家有：啟功、孫其峰、張邦彥、徐祖蕃、趙正。近年來兼攻漢簡的書家代表人物有：劉正成、陳振濂、華人德、沃興華、張有清等。在這三個時期當中除第一階段居延漢簡尚未出土以外，其余兩個時期居延漢簡都是書家研究、臨摹、借鑒的重要對象，尤其是進入新世紀以來，漢簡的書法創作不是簡單地把古人遺簡上的墨書移植到紙上，而是以古人遺跡為素材，一方面注重古典意味的傳達，另一方面重視筆墨的表現力，出古而入新。趙正先生是這樣描述他的體會的：一句話，簡書藝術品的靈魂就是自然。不為刻意造勢，無意用力成形；發于自然，歸于自然，書體相浸潤，筆法相交融，一切在自然中流動變化，一切在自然中相輔相成。性靈活潑，含乾坤生氣；志趣天真，蘊造化神功。簡書的書法藝術是自然之美，是天然之情。[6]
居延漢簡書法以其清新、率真、樸茂的神采，被現代人重新作為審美的對象，這有著極其濃厚的學術價值。除了作為一種認識對象與當代人的社會心理意識發生契合外，還更進一步的作用于當代人的審美意識。漢代人在書寫中的恬淡、真實的心緒狀態，從而顯現出的隨意、自然、絕無做作的天趣之美，滿足著從僵化環境中走出來的當代中國人的精神需求。馬斯洛在論述『需要層次』的理論中，把審美的要求列為人的最高層次的需要。作為現代人更具這方面的迫切，一種強烈的歸真意識由此出現。確切地說，欲求精神真實、自由。美是真實、自由的象征，這一美學命題，一語道破了審美意識的本質，藝術是美的心靈的象征。在今后較長的時期內，這自然是創作意識與審美意識的主要動因。
居延漢簡所特有的藝術語言，表現為用筆大膽、率意、灑脫、毫無矯揉造作，修正之弊，放收天成，筆趣恬然以及在『積畫成字』的結構中的平衡、對稱、統一、變化、和諧、節奏、正欹、違和、虛實、主次、反正、長短、寬窄、方圓、高低、粗細、動靜等等，都是藝術美的基質。這一切都與現代人的審美心理結構中的求奇、求新、求異、求佳特性相吻合。簡書的章法布局參差錯落，字雖然小，筆畫卻有宏蕩氣勢，具有一種完整和諧的視覺效果。當然，漢代人或許并沒有意識到這么多東西，但數千年之后的今人卻的確感覺到了，這就是豐富了的主題精神在『回歸』中結出的碩果。
居延漢簡書法藝術，如一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源頭活水，滋潤著中華書壇畫苑。尤其是學術價值和審美特點，必將隨著新世紀的不斷挖掘和研究，結出新碩果。
注釋：[1]韓偉：《百年考古的三大發現與書法視野的拓展》，載《太原城市職業技術學院學報》二〇〇九年第一期。[2]葉鵬飛：《簡牘書法藝術及『隸變』意義》，載《第八屆中國書法史論國際研討會論文集》，湖南大學岳麓書院、西安碑林博物館編，文物出版社二〇一一年三月一日出版。[3]張旭光：《略論草書創作的多樣性》，載《書法導報》二〇〇八年七月九日第二十八期第十版。[4]冉鷺：《風流倜儻草法嫻熟——〈永元器物簿〉書法藝術賞評》，載《書法導報》二〇〇九三月二十五日第十二版。[5]張明亮：《漢簡書法藝術創作的百年回顧》，載《敦煌研究》二〇一〇年第五期。[6]趙正：《漢簡書法論集》，甘肅人民美術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
（中國書法文/熊雙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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