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2022年，我國高校畢業生規模達1076萬人，創歷史新高。在國際形勢、國內疫情持續影響的背景下，高校畢業生就業形勢嚴峻。
就業是最大的民生。面對高校畢業生就業大考，國家出臺了一系列政策，各地各部門采取有力舉措，政法機關積極作為，千方百計幫助高校畢業生就業。法治成為推動就業、護航大學生走穩就業路的重要力量。
從今天起，法治經緯版推出“法治護航高校畢業生就業”系列報道，敬請關注。
求職近3個月后，朱莉準備放棄了，重新投入下一年的考研復習中。“工作太難找了。”她對《法治日報》記者如是說。
即將從北京某大學輕工專業畢業的朱莉，平時學習成績不錯，但一直覺得這個專業不適合自己，就選擇了跨專業考研，但與志愿學校失之交臂，于是決定先找一份工作。
其間，她先后通過兩家知名的互聯網求職平臺，向北京、哈爾濱、廣州、深圳、杭州5個城市的50余個崗位投遞了簡歷，有的如石沉大海，有的面試未過，最終也沒有找到一份合適的工作，這讓她感到“壓力山大”。
朱莉的求職經歷，是今年很多高校畢業生的一個生動縮影。根據教育部公布的數據，2022年高校畢業生規模達1076萬人，史上最龐大的高校畢業生大軍，疊加疫情沖擊，導致就業形勢嚴峻。
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一些高校畢業生經歷了考研受挫、考試延期、求職失敗等一系列難題，今后的職業路怎么走，是擺在他們及家庭面前的一個現實問題，也是國家保就業的重大課題。
求職面臨多重壓力理想現實難以平衡
因為考研錯過了校招，如今通過社會招聘向企業投遞簡歷時，朱莉發現可供選擇的崗位并不多，“許多崗位不是要求實習經驗，就是對學歷要求研究生及以上，而有些符合要求的職位薪資又無法支持我在異地生活”。
投遞了50余份簡歷，朱莉共收到8份面試通知，其中4份她放棄了——對方要求線下面試。一方面，她考慮到防疫的問題，另一方面，來回的經濟和時間成本也比較高，“畢竟我花的每一分錢都要向父母張口”。
線上的4次面試，有2次面試官在面試過程中才告知朱莉，其學歷與應聘職位不符，該職位不招收碩士以下學歷的應聘者。另外2次面試，一次她第一輪就被篩掉了；一次朱莉被面試官問詢將來是否有考研的打算，朱莉如實回答“工作一兩年后可能會考慮”，結果面試官眉頭緊鎖，草草結束了面試，讓朱莉回頭等通知，結果可想而知。
在求職過程中，朱莉還深感學歷差距帶來的壓力，不少崗位“碩士生是起點”，和她一起競聘的大學生，名牌大學的本科、碩士乃至博士比比皆是。
“好像沒人比我更懂得失敗。”屢屢碰壁的朱莉總結了失敗的原因：自己缺乏實習經歷以及學歷不夠。繼續考研，似乎是一條出路。“下半年，無論考編、考研，我都會參加，只有‘上岸’才能和解。”
和朱莉一樣，來自河北邯鄲的王靜也一直為就業所困擾。剛從某省屬重點大學播音專業畢業的她，之前也是考研、考編、求職多管齊下，但一直沒能“上岸”。后來她回到老家參加了地方事業編的考試，前不久才考完，目前還沒出成績。
工作遲遲沒有著落，王靜和家人都有些焦慮。最終，她找了份“臨時工”先干著——在一家少兒口才培訓機構工作，每天就是在外面發傳單招生，教小朋友繞口令。
“這樣的工作對自己來說沒有任何發展空間，也沒有‘五險一金’的保障，收入很少，一個月2400元，第一個月只給了我1800元，壓著600元說是扣除前期參加培訓的費用，得工作滿一段時間才能返還。”王靜說，如果這次考地方事業編沒過，她準備暑假后轉兼職或辭職，繼續考編，“不然的話，以現在的資歷很難找到一份合適的工作”。
陜西某雙一流大學漢語言文學專業的畢業生汪蕾同樣在“騎驢找馬”。她之前報考中國人民大學的研究生失敗，想找一份合適的工作也沒有找到，于是決定繼續備戰省公務員考試和考研。
為了給父母減輕經濟負擔，在備考的同時，汪蕾向幾家工作相對自由的公司投了簡歷，最終找到一家自媒體公司，每天大概線上工作5小時，完成一定的稿件任務，每月收入2000元至3500元。
“理想太豐滿，現實太骨感。”汪蕾說，必須加倍努力。
確定方向提前準備先就業再謀求發展
有沒“上岸”的還在苦苦掙扎，也有很多高校畢業生順利找到了自己心儀的工作，獲得了一份滿意的收入。
今年畢業于廣東某大學輕工專業的陳嫻一開始就沒有繼續深造的打算，所以大二、大三的假期就開始找單位實習，積累了一定的經驗，畢業后去了一家包裝行業的上市公司工作。
陳嫻告訴記者，由于其所在學校在這個行業的知名度比較高，所以大四上學期秋招的時候就有不少企業來學校招聘，待遇都還不錯。她在秋招時面試了曾實習過的一家企業，對方了解情況后很滿意，當場就簽了合同。
“我們班很多同學都找到了不錯的工作，有的同學還一下子拿下了好幾個offer。”陳嫻說，她現在以管培生的身份進入了心儀的公司工作，由于有前期的實習經驗，她在輪崗時也找到了比較合適自己的崗位。
當記者問陳嫻有什么就業經驗可以分享時，她這樣說道：“應屆生的身份在找工作時優勢還是比較大的，所以大家還是要想清楚自己到底想要什么，確定了方向再持續努力。”
在馬麗看來，要找到一份心儀的工作，就要做好充足的準備。她今年畢業于遼寧沈陽一所普通高校的制藥工程專業，深知學校沒有優勢的馬麗在校期間雙修了一門小語種、獲得N1等級證書，這讓她求職的過程特別順利，獲得了一份月收入萬元的外企檢驗員工作。經過3個月實習，她將于7月啟程到北京公司就職。
今年畢業于西安某大學的羅強，先后獲得了西安一家國企和多家私企的橄欖枝。“我的策略就是海投，不挑單位，然后看哪家單位中意我，我再作出選擇。”他坦言，今年就業這么難，先找到一份過得去的工作再謀求發展。
解決就業出路在哪根本還在經濟發展
對于個體而言，幾家歡喜幾家愁。但就整體高校畢業生就業形勢而言，困難擺在面前。
北京中銀律師事務所高級合伙人楊保全認為，今年高校畢業生就業難問題突出，除了畢業生人數激增之外，經濟下行壓力加上疫情影響持續，導致很多企業經營狀況不佳，用人需求下降，也是重要因素。
楊保全注意到，為了提高高校畢業生的就業率，國家出臺了很多政策，比如取消派遣證、簡化存檔規則，對企業出臺了一系列減稅、補貼的政策，扶持項目多、金額高、適用范圍廣；有些地方給畢業生提供了就業指導培訓，為大學生創業提供資金支持等。
“勞動行政部門也為高校畢業生創造了良好的、更公平的求職就業環境，比如多次重申入職體檢不能查乙肝等疾病，對已經體檢過的畢業生不得重復體檢等，嚴禁性別歧視、嚴禁歧視雙非院校畢業生等。”楊保全說。
如何進一步緩解就業難問題？中國政法大學副教授胡繼曄認為，根本還在于經濟市場的發展，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為企業發展特別是中小企業發展提供支持，用經濟發展來帶動就業。
“人才供需不平衡也是導致就業難的原因之一。”胡繼曄說，對于這一問題，目前，我們國家對技能型人才的需求較大，政策層面和企業本身都應當更加重視就業培訓和職業技術培訓。
楊保全說，高校畢業生也要學習必要的求職技巧，提升個人形象和溝通技巧，注重積累與專業相關的實習經驗；要有一個良好的心態，在相對困難的就業環境中，不要老想著一步到位，可以保持適當的“騎驢找馬”的心態，給自己兩到三年的緩沖期，其間加強學習，為未來的職業提升打下一個良好的基礎。
“建議應屆畢業生適當放低薪水要求，放低姿態，主動出擊，多方找尋，先就業解決生計問題，再考慮今后的發展問題。”胡繼曄說。（文中高校畢業生均為化名）（記者韓丹東實習生樊曉雅）
(責任編輯：張云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