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貴陽7月10日電題：歷史在這里轉折：探訪遵義會議會址
新華社記者李驚亞、馬云飛
游客在遵義會議紀念館遵義會議會址參觀（7月4日攝）。新華社記者陶亮攝
新華社記者再走長征路近日來到貴州省遵義市老城子尹路96號——遵義會議紀念館。84年前，一場關乎黨和紅軍生死存亡的會議在這里召開，中國革命的歷史在此轉折。
首先映入眼簾的是門樓上懸掛著的“遵義會議會址”六個金色刻字，這是中國諸多革命舊址中罕見的毛澤東親筆手書。從紀念館的大門進入，一座鑲紅青磚的二層小樓靜靜佇立，這便是遵義會議會址了。
穿過寬闊的回廊和精致的轉角樓梯，登上二樓，一間屋內，十多把椅子緊湊擺放在一張長木桌周圍，桌下有一個火盆。這是遵義會議會議室，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這里連開三天。
這幢中西合璧的小樓當時為貴州軍閥柏輝章公館。據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著的《紅軍長征史》記載，該公館是“當時遵義城內最好的建筑，從外面看去，高墻壁立，朱門厚重，巍峨氣派”。15日晚，與會人員從臨街大門進入，穿越過廳，繞過一座用五彩瓷片嵌字的磚砌影壁，來到位于主樓東走道的小客廳。
這是7月4日拍攝的遵義會議會議室。新華社記者王思維攝
記者參觀了按原貌陳列的會議室，聽講解員講述遵義會議的20名參加者，如何在這間僅有27平方米、用油燈照明的小屋里，作出了讓中國革命轉危為安、轉敗為勝的偉大抉擇。
遵義會議的中心議題是總結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和長征初期失利的教訓。為了讓當代觀眾更直觀了解歷史，遵義會議紀念館中設立了大型的裸眼3D情景展示，把人帶回84年前開會現場。
特型演員扮演的博古首先作主報告，他片面強調失敗的客觀原因。周恩來接著作副報告，指出失敗和失利的主要原因，是軍事領導的戰略戰術錯誤，并主動承擔責任作了自我批評，同時批評了博古、李德的錯誤。
作為主要軍事領導者之一的李德，從會議一開始就處境狼狽，別人都是圍著長桌坐，他卻坐在會議室的門口。3D展示重現了《紅軍長征史》描述的一幕：“別人發言時，他一邊不停地聽著伍修權的翻譯，一邊不斷地一個勁地抽煙，神情十分沮喪。”
這是在遵義會議紀念館內拍攝的川陜省蘇維埃政府工農銀行布幣（7月4日攝）。新華社記者王思維攝
會上，毛澤東作了長篇發言，對博古、李德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進行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評，并闡述了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戰術問題和當前應采取的軍事方針。他的發言得到了包括朱德等在內的絕大部分人的支持。會議將毛澤東選為政治局常委。
“雖然是影像展示，但他們講的每一句話，都是根據歷史的真實記錄。”紀念館的講解員說。
“在遵義會議中，中共高層領導展開批評與自我批評，對于攸關黨和紅軍生死存亡的重大問題的討論以及最終解決，起到了非常關鍵的作用。”遵義會議紀念館原副館長、黨史專家費侃如說。
紀念館的一面紅墻上，書寫著“堅定信念、實事求是、獨立自主、敢闖新路、民主團結”的大字，這被認為體現了遵義會議的精神。中共黨史把遵義會議定義為“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的偉大轉折。
游客在遵義會議紀念館參觀（7月4日攝）。新華社記者陶亮攝
“群龍得首自騰翔，路線精通走一行。左右偏差能糾正，天空無限任飛揚。”新中國成立后，朱德的一首《遵義會議》詩作，道出了轉折后的歡欣鼓舞。遵義會議在每一位參加者心中留下了不可磨滅的記憶，他們當中許多人都在講話和著述中多次談到遵義會議。
據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走進遵義會議會址》一書記載，由于遵義會議是在嚴酷的戰爭環境中秘密舉行的，不可能大事聲張，因此，新中國成立后，為尋找和認定會址，用了4年時間。直至1957年7月1日，會址才正式對外開放。
近年來，遵義會議紀念館面積擴大了數倍，瞻仰者不斷增加，每年達400萬人次。
游客在遵義會議紀念館參觀（7月4日攝）。新華社記者陶亮攝
20歲的陳旭是遵義醫科大學制藥工程專業大一學生，他已經是第二次來紀念館了，“參觀能夠開闊眼界，比在書本上了解的歷史更全面。”
紀念館承擔起了更多研究職能。“我們與遵義市的其他研究者一起探究，還原歷史的本來面目。比如‘長征’這個稱謂最早是什么時候提出來的？我們經過考證，確定是在紅軍二渡赤水后的1935年2月23日。我們還與國際上的長征研究者保持聯系，互相借鑒。”遵義會議紀念館副館長張小靈說。
如今，以遵義會議會址為中心，分布著遵義會議陳列館、紅軍總政治部舊址、蘇維埃國家銀行舊址、遵義紅軍警備司令部舊址等紀念場館和革命舊址，連接著“紅軍街”。在不遠處的紅軍山上，當地群眾和外地訪客多年用花圈和香火祭奠著為給群眾治病而不幸遭敵殺害的一名紅軍衛生員，并稱其為“紅軍菩薩”，表達對紅軍當年保護群眾生命、關心群眾疾苦的感激之情。
游客在遵義會議紀念館參觀（7月4日攝）。新華社記者陶亮攝
(責任編輯：蘇玉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