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時，顧方舟在家中閱讀。
大洋網訊2019年1月2日凌晨三時，我國著名醫學科學家、病毒學專家，中國醫學科學院北京協和醫學院原院校長顧方舟先生因病在北京去世，享年92歲。顧方舟一生致力于脊髓灰質炎的研究、預防和控制，他更是消滅我國小兒麻痹癥的先驅者之一，被稱為“糖丸之父”。據悉，1月8日上午9時，顧方舟的遺體告別儀式將于北京八寶山殯儀館蘭廳舉行。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脊髓灰質炎（又稱小兒麻痹癥）曾在國內大范圍暴發，造成大量兒童癱瘓甚至死亡。時任中國醫學科學院醫學生物研究所主事者之一的顧方舟臨危受命，前往昆明，在山洞中建所、在西雙版納密林中冒著生命危險捕猴、更不惜讓自己和長子以身試藥。在那個物資匱乏的年代，顧老帶領著一代知識分子，用一顆糖丸，消滅了一種疾病。
2000年，經世界衛生組織證實，我國已成為無脊髓灰質炎國家。92歲的顧方舟曾向《一生一事:顧方舟口述史》的作者范瑞婷感嘆，他們這一代人的奮斗已慢慢成為歷史。但他們的歷史里，仍有光。
北京協和醫學院原黨委宣傳部長劉靜：
“他從不埋怨受過的苦”
顧老一生謙虛低調，如非他人主動問及，鮮少會提及自己的過往。大眾所了解到的他的生平故事，多是通過《使命的召喚》《顧方舟口述史：一生一事》這兩本新舊傳記。近日，記者專訪了顧老的生前好友劉靜，以及兩位傳記作者徐源和范瑞婷——在大眾眼中那位有著一生洶涌的顧方舟，私底下也不過是一位孝順慈愛的普通老人。
家人陪同走完后半程
1月6日，劉靜睡得很晚，直至7日的凌晨三點，她還在回復記者的信息。當天，北京協和醫學院內部召開顧方舟緬懷會，院校長王辰及黨委書記李國勤親自籌辦。下午兩點，中國科學院院士、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副主任曾益新，及北京協和醫學院原校長巴德年、劉德培都出現在了會場，追憶顧老往昔。“氣氛尤為莊重、肅穆”，劉靜緩緩地說。
劉靜退休前曾是北京協和醫學院原黨委宣傳部長。2018年底，顧方舟生病住院期間，劉靜曾多次去醫院探望。
顧老是在夫人李以莞和子女的陪同下，安詳地走完人生后半程的。自顧老生病住院后，他的子女便從國外趕回北京，開始輪流照顧父親。“他們家庭是一個非常和諧的家庭。”劉靜說。
顧老是一位慈父，而他的夫人李以莞也是一位慈母。劉靜回憶，此前為了籌備《使命的召喚》及中國科協“老科學家學術資料采集”項目，她曾多次帶著學生，前往顧方舟家中：“對于我們的工作，他總是說‘全力配合’。每次李老也總是用家中的瓜果飲品熱情地招待我們。他們是一對非常好的夫婦。”
此生有兩大遺憾
盡管顧老總說“此生無憾”，但對家人的愧疚，卻終究伴隨著他的一生。劉靜透露，顧方舟心中有兩大遺憾。
1958年“脊灰”暴發后，顧方舟臨危受命，開始了脊灰疫苗的研究生產，生產基地在云南昆明玉案山一個名為“花紅洞”的地方。
2011年，劉靜曾隨顧方舟去過位于昆明的醫學生物學研究所，“那里如今已經是一片鳥語花香了，如果不看歷史照片，你幾乎想象不出當時那里的環境有多惡劣。”
劉靜描述，花紅洞起初是隱蔽在一片熱帶雨林之中，洞口高約三至四米，寬約三四十米，愈往內空間愈狹小，環境潮濕陰暗，但是他們最初就居住在這里。為了完成對研究所的基礎設施建設，顧方舟不得不和一幫研究所科研人員拿起了鐵鍬鐵鏟，伐木、修公路、一磚一瓦修建房屋和實驗室。劉靜透露，當時實驗室、辦公室都是他們自己建的，甚至包括廁所。
“當年很多科研人員都是攜家帶口在昆明共同建設研究所，顧老也是帶著自己的妻子、孩子以及母親一同遷往了云南昆明，一家人一起吃苦。”但山上沒有學校，子女們無法入學，科研人員不得不一邊做研究，一邊自己建學校，因此這些孩子都沒有受到過系統良好的教育，“所以這是顧老一生的遺憾”。
而顧方舟的母親周瑤琴則于1967年，在顧老被研究所停職后不久離世，“這也成了顧老心中的痛”。
但對于這些苦，顧老卻從沒表現出任何不滿，劉靜說：“顧老在意的從來不是個人榮辱，他反而遺憾自己做得還不夠，沒能救更多孩子。”
北京協和醫院醫師徐源：
“他是一個感性的人”
徐源此前接觸顧老是在六年前，在中央電視臺《大家》欄目采訪顧老之后，協和醫院校方決定出一本有關顧方舟的個人傳記，彼時還是臨床醫學專業八年制學生的徐源成為了執筆者，在學校老師劉靜的牽線下，他連續兩年探訪了顧方舟及其同事、好友。
提及母親便會落淚
徐源回憶起第一次到顧方舟家中的場景，當時他攜帶了一本收錄了諸多老照片的相冊，原本想借機詢問一些顧方舟參與科研的艱辛過往，卻不料翻開相冊后，老人卻摩挲著老照片，指著影相中的人一一辨認，講起了他們的故事，至于自己科研上的艱辛，也只是淺言輒止，兩句話作結。
在徐源的印象中，顧方舟是一個頗為感性的人。“我的母親是助產士，恰巧顧老的母親也是助產士，訪談期間我只是提及了一句，他的眼淚頓時就‘吧嗒’掉下來了，之后久久不再說話。能感覺到，他非常思念自己的母親。”
徐源在采訪顧方舟同事趙枚時曾聊到，上個世紀六十年代，顧方舟一眾人生活、研發生產病毒疫苗的地點都是在昆明一處僻遠的山洞中，物質匱乏到只能食野菜。每逢禮拜天，顧方舟都會背著袋子下山，去昆明的市場上為母親采購食物，“當時我們困難到買白菜醬油都得去昆明買。有一次我們采購完畢后坐上卡車準備回家，大家在車上展示今天的飯盒，我買到餃子了，然后對顧方舟說‘你嘗一個’，顧方舟舍不得吃，想要留給母親。他對母親非常孝順，對我母親也是非常關心。”趙枚稱。
顧方舟幼年喪父，其母周瑤琴以一人之力，艱辛撫養起四個年幼的兒子。顧老曾說：“我學醫是母親的心愿。母親常說，當醫生是人家求你治病，你不要去求人家。”但大學畢業后，在嚴鏡清老師的影響下，顧方舟放棄成為外科醫生，轉而投入到病毒研究之中，“我違背了母親的囑托，但是公共衛生多重要啊，做好了就是一大片受益”。
正如其名，顧方舟用他的一生“渡”了成千上萬的中國兒童。
“不應止于以身試藥”
“這幾天朋友圈都在緬懷顧老，主要是因為糖丸上也承載了幼時的記憶，我覺得很感動，又覺得懷念不應止于此，不應止于‘以身試藥’的壯舉。”徐源緩緩說，作為80后一代，“糖丸”承載著的不止童年，更有一種使命的力量。
實際上新中國成立以來，以顧老為代表的一批青年學者，帶著強烈的使命感留蘇學習，回國后篳路藍縷，舉步維艱，毫不計較個人得失。也是在這樣的使命感下，他們在昆明的荒涼山洞里挖建研究所，自己親手整地、搭建恒溫實驗室，在西雙版納密林中親自捕猴，冒著癱瘓風險給自己和孩子先后以身試藥、率先提出活疫苗技術路線……提及那些過往，徐源既感慨又遺憾。他稱，顧老個性謙虛，如非特意詢問，鮮會主動提及當年的艱辛。
2016年，《使命的召喚》一書完成，當時的顧方舟已90歲，依然關心社會。徐源透露，“此前顧老還與我討論過學術造假問題，他就很嚴肅地說，這種事情絕不會在他那里發生。”
“顧老那一代人對祖國的赤誠和對醫療事業的執著，是可以穿過歷史的簾幕，穿過重重喧囂，啟發我們這一輩年輕人的學習和思考。”語罷，徐源的聲音有些哽咽。
他說，其實學校在2016年之后曾再次啟動過相關項目，劉靜老師等對顧老及當年的身邊人進行了更為細致的走訪，“我本想等資料集齊后，再重新補充修訂顧老傳記，沒想到顧老已先一步駕鶴西去，實在痛惜。”
中國記憶項目中心范瑞婷：
“他的晚年非常平靜安詳”
五年前，在一次計劃免疫主題的公益廣告拍攝中，范瑞婷結識了顧老。從2013年到2018年期間，范瑞婷曾接連多次前往顧方舟的家中進行訪談。直至2018年5月，《一生一事：顧方舟口述史》一書方才得以出版。“其間一直在修改完善，中間顧老的身體已不算好，每次前去看望，他都越來越消瘦，我們不愿多打擾。2018年年初，顧老還曾因肺炎住院，這讓我們很揪心。”
與李以莞相濡以沫
范瑞婷稱，顧老的晚年非常平靜安詳，家中偶有前來請教工作學術方面的晚輩。“每次他都是坐在家中陽臺的沙發上。他養了一陽臺的花，每天喜歡坐在那里看書、看報、看電視新聞。顧老晚年都時刻關注著國家國際大事，尤其是現在的計劃免疫等方面的消息。”范瑞婷稱，顧老的晚年非常平靜安詳。盡管子女不在身邊，但卻與夫人李以莞相濡以沫，“李老會幫他審校文稿；每次訪談，他也得要老伴兒在旁才安心。”
“顧老很謙和，做了那么大的貢獻，卻也只是輕描淡寫地說‘我做的不算什么，像錢學森他們才難呢’。”范瑞婷說。
“用別人的孩子試藥不仗義”
范瑞婷稱，在做口述史訪談的過程中，她印象最為深刻的是兩件事。
顧方舟1951年留蘇學習期間留影。
一件是顧方舟前往前蘇聯學習的故事。“雖然事情過去很久了，但說起當年，顧老還是很激動。當時周總理在北京飯店為他們餞行，顧老當時還很激動地去敬酒。他說，‘自己不能辜負黨和人民的恩情和希望’。”一去四年，學成方歸。
另一件便是1959年，顧方舟一行前往前蘇聯考察學習脊灰疫苗的情況后，在活疫苗和死疫苗的爭論中，結合我國國情，率先提出了“我國不能走死疫苗路線，只能走活疫苗路線”，事實證明，顧方舟是對的。
“而至于始終為外人所驚嘆的‘攜子以身試藥’一事，顧老也只是說，誰家的孩子不是孩子，如果用別人的孩子做試驗，太不仗義了。他的太太和母親也是醫務工作人員，得知此事，并沒有怪罪他。后來實驗室其他同事也讓自家孩子參與了試驗。”范瑞婷回憶道。
在書中，顧方舟這樣評價自己的一生：“要說我有什么貢獻，我覺得只有兩個：一個是引進了活疫苗的技術路線，被國家采納了，建立了實驗室，建立了生產基地；第二個是有了疫苗，怎么來組織疫苗服用，這是一個大問題。”
范瑞婷說：“所有吃糖丸長大的孩子，都應該感謝顧老和他的同事，感謝他們讓我們遠離這種可怕的疾病；未來的孩子，也應該感謝顧老幾代人的努力。是他們，讓一種疾病成為歷史。”
文、圖/廣報全媒體記者程依倫
(責任編輯：蘇玉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