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改革開放以來黨的全部理論和實踐的主題。改革開放40年，隨著社會主義實踐探索的不斷深入，我們對于社會主義的認識也不斷豐富和發展，在認識和理論上有了許多新的飛躍和突破。改革開放讓我們重新認識社會主義。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最適合中國國情的道路
改革開放的實踐探索使我們認識到，社會主義的發展模式不是單一的，而是多種多樣的，關鍵是要找到適合本國國情的發展道路。
新中國成立之初，我們向蘇聯學習社會主義，認為蘇聯式的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的唯一模式。后來毛澤東同志意識到，不能照搬照抄蘇聯模式，建設社會主義要走適合本國國情的道路，要進行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的第二次結合。《論十大關系》就是毛澤東同志對社會主義中國道路探索的結晶。
1979年3月，鄧小平同志說：“過去搞民主革命，要適合中國情況，走毛澤東同志開辟的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現在搞建設，也要適合中國情況，走出一條中國式的現代化道路。”“中國式的現代化，必須從中國的特點出發。”這是鄧小平同志第一次提出“走一條中國式的現代化道路”的任務，而且強調走這條道路必須“從中國的特點出發”。
1982年9月1日，黨的十二大召開，鄧小平同志為大會致開幕詞。他說：“我們的現代化建設，必須從中國的實際出發。無論是革命還是建設，都要注意學習和借鑒外國經驗。但是，照抄照搬別國經驗、別國模式，從來不能得到成功。這方面我們有過不少教訓。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就是我們總結長期歷史經驗得出的基本結論。”這篇講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宣言書，標志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確立。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科學社會主義理論邏輯和中國社會發展歷史邏輯的辯證統一，是根植于中國大地、反映中國人民意愿、適應中國和時代發展進步要求的科學社會主義”。
一條是世界社會主義發展之線。習近平總書記要我們從世界社會主義500年的視角來認識中國的社會主義。從英國人托馬斯·莫爾的空想社會主義作品《烏托邦》1516年發表以來，社會主義已經有五百年的歷史，經歷了從空想到科學，從理論到實踐，從一國到多國，從外國到中國，從蘇聯模式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幾個發展階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既堅持了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又有鮮明的中國特色和時代特征。
一條是中國社會歷史發展之線。習近平總書記讓我們從中華民族5000多年的文明史，近現代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和民主革命170多年的歷史，中國共產黨近100年的歷史，新中國近70年的歷史，改革開放40年的歷史來看中國社會主義的產生和發展。社會主義之花能夠在中華大地上綻放，決不是偶然的。
改革開放40年來，我們一直在尋找適合中國國情的發展道路、發展模式、發展的體制機制，讓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和中國的具體實際和時代特征結合起來，讓世界社會主義發展之線和中國社會歷史發展之線交叉融合起來，所以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邏輯和中國社會歷史發展邏輯的統一。
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指出：“這個《宣言》中所闡述的一般原理整個說來直到現在還是完全正確的。”但“這些原理的實際運用，正如《宣言》中所說的，隨時隨地都要以當時的歷史條件為轉移”。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馬克思誕辰200周年大會上所講的：“當代中國的偉大社會變革，不是簡單延續我國歷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簡單套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設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國家社會主義實踐的再版，也不是國外現代化發展的翻版。社會主義并沒有定于一尊、一成不變的套路，只有把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同本國具體實際、歷史文化傳統、時代要求緊密結合起來，在實踐中不斷探索總結，才能把藍圖變為美好現實。”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和黨的基本路線
我們對于社會主義認識的另一個突破就是創造性地提出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和黨的基本路線。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的創立和發展，是中國共產黨的重大理論創新。我國正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是我們黨總結正反兩方面歷史經驗、經過長期探索得出的基本結論。
毛澤東同志在上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研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曾提出社會主義可以分為“不發達”和“比較發達”兩個階段。
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第一次提出“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還是處于初級的階段”，“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由比較不完善到比較完善，必然要經歷一個長久的過程”。鄧小平同志提出“社會主義本身是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而我們中國又處在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就是不發達的階段”。
1987年10月黨的十三大報告首次系統地闡明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這個論斷包括兩層含義：第一，我國社會已經是社會主義社會，我們必須堅持而不能離開社會主義。第二，我國的社會主義社會還處在初級階段。我們必須從這個實際出發，而不能超越這個階段。我國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是一個什么樣的歷史階段呢？它不是泛指任何國家進入社會主義都會經歷的起始階段，而是特指我國在生產力落后、商品經濟不發達條件下建設社會主義必然要經歷的特定階段。按照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基本設想，社會主義作為比資本主義更高級的社會形態，是在資本主義充分發展、生產力高度發達、社會化大生產程度和工業化水平都很高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是徹底清除了封建主義殘余又克服了資本主義制度弊端的社會主義。而我國的社會主義社會則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農業國中、生產力水平低下、經濟落后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是在封建主義殘余十分濃厚、資本主義還沒有充分發展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我們認識到，中國的社會主義同馬克思當年設想的社會主義在方向上是一致的，在體制制度方面也有相似之處，但是在生產力水平和其他社會條件方面，還有很大的差距。所以，我們改革開放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把發展生產力放在首要位置。
在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我們還認識到，資本主義將會長期和社會主義在競爭中發展和共存，資本主義制度還會長期存在下去，短期內還不會滅亡。現實的社會主義制度同資本主義制度各有長處和短處，黨的十六大報告強調，世界是豐富多彩的，不同社會制度和發展道路應當彼此尊重，長期共存，在競爭比較中取長補短，在求同存異中共同發展。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中國取得了今天的成功，中國舉起了社會主義這面鮮艷的旗幟，成為世界社會主義的旗手，改變了世界的格局。由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斷成功，冷戰結束后世界社會主義萬馬齊喑的局面得到很大程度的扭轉，社會主義在同資本主義競爭中的被動局面得到很大程度的扭轉，社會主義優越性得到很大程度的彰顯。
所以，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這條黨的基本路線我們必須長期堅持，永不動搖。
在實踐中不斷豐富發展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
在改革開放40年的實踐探索中，我們對于社會主義公有制、計劃經濟、按勞分配等重要原則的認識有了深化和發展。
1992年初鄧小平同志在南方談話中科學總結了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實踐探索和基本經驗，從理論上深刻回答了長期困擾和束縛人們思想的許多重大問題。鄧小平同志說，姓“社”姓“資”的問題，要以“三個有利于”為標準，“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鄧小平同志對社會主義作出了科學的定義，糾正我們以往將計劃經濟等同于社會主義的錯誤認識。1984年十二屆三中全會《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確認中國經濟是“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這是黨在社會主義理論問題上的新突破。1992年10月黨的十四大正式把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確立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我們黨在社會主義理論上的認識飛躍。2013年11月，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創造性地提出，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這是我們黨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規律認識的又一次新突破，標志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進入一個新階段。
除了計劃和市場的關系外，改革開放使所有制關系和分配關系也發生了改變。在改革開放以前，公有制一統天下，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逐步形成了以公有制經濟為主體，個體經濟、私營經濟、外資經濟為補充，多種經濟成分長期共同發展，不同經濟成分還可以自愿實行多種形式的聯合經營。1981年6月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指出，國營經濟和集體經濟是我國的基本經濟形式，一定范圍的勞動者個體經濟是共有經濟的必要補充。黨中央正式肯定了個體經濟的合法地位。1979年6月五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通過了《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1983年國家經委宣布對中外合資企業進一步放寬政策，提供方便和優惠。在中央政策的推動下，“三資企業”即中外合資、中外合作和外商獨資企業陸續出現。這就打破了單一經濟形式，逐步形成了以國有經濟和集體經濟為主導、其他經濟形式為補充，相互競爭、共同發展的經濟模式。黨的十五大提出，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是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一項基本經濟制度。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多次強調，必須堅持和完善我國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和分配制度，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把混合所有制經濟看作是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實現形式。
在社會主義分配制度上，十七大報告提出：“要堅持和完善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健全勞動、資本、技術、管理等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制度，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十九大報告提出：“堅持按勞分配原則，完善按要素分配的體制機制，促進收入分配更合理、更有序。”“拓寬居民勞動收入和財產性收入渠道。”這和傳統上理解“多勞多得”的按勞分配原則相比又有了新的涵義。
我們以往認為，公有制、計劃經濟、按勞分配是社會主義的三條重要原則，改革開放以后，隨著實踐的發展，我們對這三條基本原則的認識都有了重大豐富和發展。
正確認識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歷史時期的關系
習近平總書記論述過，改革開放前和改革開放后兩個歷史時期是兩個相互聯系又有重大區別的時期，是我們社會主義建設實踐探索的兩個不同階段。
這兩個歷史時期是“相互聯系的”，不僅在時間上是連續的，而且在堅持社會主義的發展方向、基本制度、根本任務、奮斗目標基礎上是相互聯系的。如果沒有改革開放前的30年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積累的制度條件、物質基礎和正反兩方面經驗，就不可能有后面的改革開放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這兩個歷史時期是不能相互否定的。“改革開放前的社會主義實踐探索為改革開放后的實踐探索積累了條件，改革開放后的社會主義實踐探索是對前一時期的堅持、改革、發展。”
我們正確認識和處理改革開放前和改革開放后這兩個歷史時期的關系，就會使我們能夠頭腦清醒，既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
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和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
改革開放40年，使我們認識到，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但經濟建設不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全部，還需要加強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從三大建設到五大建設，體現了對于社會主義建設規律認識的不斷深化。
1982年9月，黨的十二大從促進社會主義經濟的全面高漲、努力建設高度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努力建設高度的社會主義民主三個方面進行了初步描繪。此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三位一體”布局日益明確和完善。2002年黨的十六大以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總體布局發展為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四位一體”。2007年10月，黨的十七大明確提出“建設生態文明”。在此基礎上，2012年11月，黨的十八大把生態文明建設納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總體布局，明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總體布局是“五位一體”，即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社會主義生態文明。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在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程中逐步提出了“四個全面”戰略布局。2014年12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江蘇調研時提出“協調推進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推動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邁上新臺階”，第一次提出“四個全面”。2015年2月，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十八屆四中全會精神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專題研討班開班式上，習近平總書記講話首次把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確定為“四個全面”的戰略布局。“四個全面”有機統一，具有緊密的內在邏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重大戰略目標，在“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中居于引領地位。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國，猶如鳥之兩翼、車之雙輪，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提供動力源泉和法治保障。全面從嚴治黨，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提供根本保證，起著決定性作用。“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相得益彰，推動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不斷向前發展。
正確認識我國發展新的歷史方位
在改革開放初期，1981年6月，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于我國國內主要矛盾的表述基本上沿用了1956年9月黨的八大的提法，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國所要解決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經過了改革開放40年，“經過長期努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這是我國發展新的歷史方位”。我國進入新時代的一個重要標志就是我國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改變。經過40年的發展，人民的生活水平顯著提高，總體上實現小康，不久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人民群眾的需要在領域和重心上已經超越了物質和文化的范疇和層次，只講“物質文化需要”已經不能真實反映人民群眾的真實愿望和要求。我國社會生產力水平總體上顯著提高，社會生產能力在很多方面進入世界前列，經濟實力、科技實力、文化實力、軍事實力不斷增強，因此原來“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已經不存在了。黨的十九大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
新的歷史方位的判斷看到變化的同時，也要看到沒有變。“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沒有改變我們對我國社會主義所處歷史階段的判斷，我國仍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我國是世界最大發展中國家的國際地位沒有變。”我們正確認識和深刻把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的一個改變和兩個沒有變，就是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和歷史辯證法。
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四個自信
中國改革開放40年的歷史向世人證明，只有改革開放才能發展中國、發展社會主義、發展馬克思主義。我們應該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四個自信。
鄧小平同志在1989年說過，要堅定地沿著社會主義道路走下去，要對社會主義事業充滿信心。他說：“中國肯定要沿著自己選擇的社會主義道路走到底。誰也壓不垮我們。只要中國不垮，世界上就有五分之一的人口在堅持社會主義。我們對社會主義的前途充滿信心。”
在改革開放40年間，我們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理論、制度和文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創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是指導黨和人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正確理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當代中國發展進步的根本制度保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是激勵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奮勇前進的強大精神力量。全黨要更加自覺地增強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保持政治定力，堅持實干興邦，始終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僅是中國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創造人民美好生活、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之路，而且還具有重要的世界意義。這就是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大報告中講到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制度、文化不斷發展，拓展了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途徑，給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發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國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選擇，為解決人類問題貢獻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
關于馬克思、恩格斯所確立的科學社會主義，《共產黨宣言》所闡述的一般原理整個說來是正確的，但不能要求《共產黨宣言》對170年后人類社會發展提出的所有具體問題都提供現成答案。“我們要以科學的態度對待科學，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不斷賦予馬克思主義以新的時代內涵。”在改革開放40年的實踐探索中，我們對于社會主義的認識改變了、深化了、發展了，我們重新認識了社會主義。我們更加深切地體會到，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只有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才能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我們要不斷深化對共產黨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發展21世紀馬克思主義、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續寫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新篇章。
(作者為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院務委員、教授）
(責任編輯：張云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