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典范
——學習習近平同志“論《〈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的時代意義”理論札記
“論《〈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的時代意義”一文，初刊于1997年第1期《福建論壇》雜志，作者是時任福建省委副書記的習近平同志。
這篇文獻，準確、有力地回答了馬克思主義對于改革開放的指導意義，回答了中國的建設改革實踐怎樣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深刻闡釋了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指導改革開放實踐需要正確處理的幾個關系，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典范之作，是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經典文獻。
這篇文獻發表距今已經21年，今年又是改革開放40周年。重讀這篇文獻，我們深刻感到，其思想魅力和真理光芒，隨著時間流逝而日益生輝。
理論背景
這篇文獻的理論背景與出發點，是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提出的唯物主義基本原理。
《政治經濟學批判》第一分冊，寫于《政治經濟學批判（1857—1858年手稿）》和《政治經濟學批判（1861—1863年手稿）》之間，先于《資本論》第一卷，于1859年6月公開出版。這本書，在馬克思生前沒有再版。《〈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以下簡稱《序言》）是馬克思為這本書寫的序言，曾于1859年6月4日發表于倫敦的德文報紙《人民報》第5期，最早由范壽康譯成中文，1921年1月發表在上海《東方雜志》第18卷第1號。
在《序言》中，馬克思講述了自己考察資產階級制度的順序，值得注意的是，這個考察順序，與后來《資本論》的章節安排、寫作順序相當不同。他說：“我考察資產階級經濟制度是按照以下的順序：資本、土地所有制、雇傭勞動；國家、對外貿易、世界市場。在前三項下，我研究現代資產階級社會分成的三大階級的經濟生活條件；其他三項的互相聯系是一目了然的。”
馬克思回顧了自己研究工作的開端，從對黑格爾法哲學的批判性分析出發，馬克思“得出一個結果”：法的關系不能從自身來理解，也不能從所謂人類精神的發展來理解，法的關系的真正基礎是“物質關系的總和”——黑格爾概括的“市民社會”。正是基于此，馬克思才從對法的研究，走向了對于政治經濟學的研究。
在《序言》中，馬克思通過對包括黑格爾在內的研究成果進行全面的批判性分析，進一步提出了“一經得到就用于指導我的研究工作的總的結果”，并對這個“總的結果”進行了“簡要的表述”。
這篇《序言》不長，卻深刻揭示了馬克思的心路歷程，尤其重要的是，馬克思在《序言》里概括、提出了自己研究的“總的結果”。因此，《序言》是理解馬克思主義的鑰匙。正如習近平同志指出的，馬克思對自己研究政治經濟學的“總的成果”——被政治經濟學理論所證明和揭示的歷史唯物主義原理，進行了高度概括，并第一次將那些與科學論證的血肉軀體有機結合起來的原理“骨骼”，以近乎于醫學人類教學模型的簡明直觀形式，展示在無產階級和整個社會的面前。
學習研究馬克思主義，必須從“原原本本讀原著”入手，而讀馬克思的原著，又始終要把馬克思所說的“一經得到就用于指導我的研究工作的總的結果”放在心上。讀習近平同志的這篇文章可以感到，他是“手把手”教我們讀經典，他的文章讀來十分親切，體現了馬克思主義的優良學風。
闡釋與發展
在文章的第一部分，習近平同志從6個方面對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加以概括，并進一步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重大科學命題和思想論斷。尤其是以下兩點，今天讀來，格外發人深省。
（一）習近平同志提出，考察社會變革，要“從人類物質生活與社會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的關系入手”。
在《序言》中，馬克思提出：“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
在這里，馬克思一方面強調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的制約作用，另一方面，馬克思是從“四個方面”（物質生活、社會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之間的本質聯系，而不是僅從“物質生活”這一個方面，來考察人類變革的。此前，人們強調物質生活的決定性作用時，往往忽略人類活動的“四個方面”之間的本質聯系。而這種忽略，被習近平同志的文章糾正了。
考察社會變革，究竟應從哪里入手，這關乎唯物主義的出發點。
習近平同志指出，馬克思首先從人類物質生活與社會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的關系入手，證明了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存在著一種內在的本質聯系。馬克思還說，“隨著經濟基礎的變更，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筑也或快或慢地發生變革”，這就是說，在社會發展中，物質生活、社會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四個領域的變化，并不是同步的，而是“或快或慢”的、是不平衡發展著的，至于經濟領域，“則包括社會生產、消費、分配、交換的全過程”，這個“全過程”，也是在矛盾和不平衡中發展著的。
習近平同志的闡釋，對我們深入理解黨的十八大以來提出的“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具有重要指導意義。“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在強調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決定作用的同時，更加注意人類活動的各個主要方面（經濟、社會、政治、文化、生態）之間的本質聯系，是對馬克思所提出的“四個方面”（經濟、社會、政治、精神）的發展。因此，只有真正掌握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才能深入理解“五位一體”總體布局。
（二）“生產關系和生產力的主體性、客觀性原理”。
習近平同志的文章，提出了“生產關系和生產力的主體性、客觀性原理”，是對馬克思主義的創造性理解和發展。
為什么說生產力的發展有主體性呢？
在《政治經濟學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馬克思指出，經濟活動的四個部分（生產、消費、分配、交換）是以“生產”為核心建立起來的，因此，“生產方式”構成了物質生活的核心。生產活動、生產力的發展有其客觀規律，但是，人類勞動之所以與蜜蜂的活動不同，就是因為勞動作為人的有意識、有目的的活動，是有主體性的人的活動。
為什么說生產關系有客觀性呢？
人的社會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從根本上說是“生產關系的總和”。因此，所謂“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就是指對物質生產方式發展客觀進程的意識，“觀念的東西不外是移入人腦并在人腦中改造過的物質的東西而已”。
習近平同志指出：“馬克思在對社會生產、消費、分配、交換的全過程及其相互關系進行深入分析研究之后，認為一切社會生產都是構成社會主體的人的活動”，“這就深刻闡明了生產關系是由人的社會生產活動所產生的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客觀存在，而生產力也是由人為中心的生產基本要素所產生的能夠以物質形式表現出來的客觀實在，二者均具有主體性和客觀性的本質特征”。
“生產關系和生產力的主體性、客觀性原理”的提出，是一個極大的創造。因為正是這一原理決定了，能否自覺清醒意識到和及時準確把握住生產方式變革的客觀規律，既是歷史唯物主義的要害，更關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2016年1月18日，習近平總書記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精神專題班上的講話中，用“明者因時而變，知者隨世而制”這句格言，概括了我國歷史發展的漫長過程。我國近代的落伍，從根本上說，就是由于沒有自覺、清醒、深刻地意識到工業革命所帶來的人類生產方式變革這個客觀歷史進程。而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們的事業之所以蓬勃發展，從根本上說，就是因為我們根據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自覺、清醒地意識到了人類生產方式變革的大勢，并牢牢把握住變革的方向，因此做到了“因勢而謀、因勢而動、因勢而進”。
今天，掌握了“生產關系和生產力的主體性、客觀性原理”，我們才能深刻領會“經濟發展新常態”，理解這一科學判斷是建立在對生產方式變化的清醒意識之上，是對當前經濟發展方式變化的積極應對。
啟示與突破
中國改革開放的偉大實踐，既是在馬克思主義指引下進行的，也是對《序言》原理的突破與創新。
習近平同志指出，馬克思在《序言》所揭示的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規律，“不僅適用于資本主義以前的各個社會形態，同樣也適用于社會主義社會”。同時，他也指出：“當然，由于受歷史條件的局限，馬克思對社會發展特別是對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基本原理不可能闡述得盡善盡美，我們當前所進行的社會主義改革正是對此進行補充和完善。”
在新民主主義革命過程中，我們對于馬克思主義的理解，主要側重于其中“破壞一個舊世界”的內容，側重于以階級斗爭的方式改變生產關系，特別是改造舊的所有制形式。而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實踐，則把“建設一個新世界”的偉大任務擺在首位，在這個過程中，我們不僅逐步學會了過去不懂的東西，而且更根據自己的實踐提出了新的理論。
例如，過去一個時期，我們在強調生產的核心作用的同時，對于經濟活動的全過程（生產、消費、分配、交換）各環節之間的有機聯系，對其內在規律掌握不全面；特別是在強調所有制形式的同時，對于經濟管理機制、經濟運行機制的規律掌握不充分，而這都可以歸結為“我們對社會主義建設規律認識不夠深入”，正是通過改革開放的偉大實踐，我們銳意創新，突破了對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既有理解。
（一）在生產關系理解方面有突破和創新。
生產關系，既包括一定的所有制形式（即馬克思所謂“這只是生產關系的法律用語”），更包括經濟管理和經濟運行機制。而現代經濟運行機制，則包括生產勞動體系、商業流通體系、貨幣經營體系——這是為三卷《資本論》的研究表明了的，它“不僅適用于資本主義以前的各個社會形態，同樣也適用于社會主義社會”。我們建立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不是解決了所有制形式就可以了，習近平同志深刻指出：“由于生產關系中還包含有經濟管理制度、經濟運行機制等方面的內容，就決定了社會主義的生產關系不可能一經建立就可以無限度適應生產力發展的需要”，也就是說，如果我們不了解現代經濟運行的復雜機制，如果沒有與生產力發展相適應的流通管理機制和貨幣投資機制，僅僅靠改變所有制形式，就不能建立與生產力發展相適應的經濟體制，而如果是那樣，我們就不能說是“善于建設一個新世界”，就不能說我們學會了“自己過去不懂的東西”。
習近平同志深刻指出：“新的生產關系雖然解除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對生產力發展的束縛，為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提供了新的空間，但這只是就所有制而言，由于生產關系中還包含有經濟管理制度、經濟運行機制等方面的內容，就決定了社會主義的生產關系不可能一經建立就可以無限度適應生產力發展的需要。”
習近平同志強調：“社會主義生產關系既包含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基本制度，也包括經濟管理體制和經濟運行機制等方面的基本內容；在所有制不變革的情況下，經濟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同樣對生產力的發展具有制約作用，僵化落后的經濟體制同樣能夠束縛和窒息生產力”。
通過改革開放，我們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表明，我們對于經濟活動全過程的理解更全面了，對于經濟運行機制的掌握更深入了，我們管理經濟的能力空前提高了。（二）對社會變革、“社會革命”的理論有突破和創新。
習近平同志指出：“從社會發展的過程和范圍來看，除了階級斗爭和生產力革命之外，還有經濟體制、政治體制的改革和文藝、文化、思想的革命，也都屬于社會革命范疇。這就使社會革命的內涵不再局限于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階級斗爭，而是包含各種社會重大變革諸如產業革命、科技革命、思想革命、文化和文藝革命等多方面的內容，從而賦予社會革命以新的含義。”
只有從這個角度去理解社會革命，我們才能把波瀾壯闊的中國現代化歷程看作一個整體，把中國共產黨前赴后繼的奮斗看作一個整體，從而用“社會革命”這個鮮明的主題來統領我們的奮斗。
（三）對社會變革、“社會革命”的實踐有突破和創新。
馬克思在《序言》中指出，在實踐過程中，“人類始終只提出自己能夠解決的任務，因為只要仔細考察就可以發現，任務本身，只有在解決它的物質條件已經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過程中的時候，才會產生”。
結合我國改革開放實踐，習近平同志對馬克思的這一論斷進行了深刻闡釋與發展。他指出：“從當前我國的社會主義改革的實踐來看，盡管經濟體制改革已經取得顯著成就，但在總體上仍處于‘摸著石頭過河’的不斷探索之中。經濟體制改革的這種現狀，決定了我國的社會主義政治體制改革必須采取積極、穩妥、漸進的方針。凡是條件成熟了的，都必須及時展開和盡快完成，凡是條件不成熟的，則要積極創造條件，待時機成熟了再進行。總之，要以經濟體制改革為動力，積極推動社會主義政治體制改革的順利進行，切不可操之過急。我國改革開放的成功經驗在于此，前蘇聯改革失敗的教訓也在于此。”
實際上，只有深刻理解上述論斷，我們才能真正掌握唯物辯證法，從而在實踐中正確地處理發展與穩定、活力與有序、效率與制衡的關系，在實踐中處理好勇于革命的首創精神與長治久安的奮斗目標之間的關系。
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提出，我們的任務就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完成這個任務的動力，就是全面深化改革，而實現這個任務的制度保障，就是全面從嚴治黨、全面依法治國。這就是馬克思所說的在實踐中“提出自己能夠解決的任務”，并在實踐中穩步地完成我們的任務。
習近平同志文章提出的一系列論斷，既全面準確地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也深刻回答了我們為什么要改革開放，為什么要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深刻回答了改革開放以及全面深化改革干什么、怎么干的問題。
矛盾與不平衡
習近平同志文章的第四部分，講了如何運用基本原理，指導改革開放實踐應注意的幾個關系。
經濟生活、社會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發展的不平衡、不協調，這是《序言》提出的唯物主義基本原理的重要組成部分，根據這個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我們在改革開放的理論探索和實踐中，既要注意經濟運行機制中的不平衡、不協調問題，更要高度重視經濟、社會、政治、精神生活發展中的不平衡、不協調問題，尤為重要的是，我們必須根據這一原理，來認識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
在《序言》中，馬克思把藝術的、宗教的、哲學的——即黑格爾所提出的“社會意識”，歸結為人的“精神生活”，并以之與“經濟社會生活”“政治生活”相比較。馬克思指出，人類歷史的發展，歸根到底是由“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的社會的經濟基礎”所推動的，但必須同時注意到，隨著經濟生活的變化，“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筑”的變革卻是“或慢或快的”，因此，“在考察這些變革時，必須時刻把下面兩者區別開來：一種是生產的經濟條件方面發生的物質的、可以用自然科學的精確性指明的變革，一種是人們借以意識到這個沖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藝術的或哲學的，簡言之，意識形態的形式”。
在文章的這一部分，習近平同志指出，必須正確處理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與物質文明建設之間的關系。這一論述是有鮮明針對性的，因為在馬克思那里，“文化”和“精神生活”有著特殊的含義。這種特殊含義，植根于德語中Kultur（文化）與Zivilisation（文明）的不同定義，在黑格爾那里，所謂“文明”，其實就是指以英國為代表的“市民社會”的文明，而在馬克思那里，所謂“文明”往往是指資產階級的文明，而提出與“文明”不同的“文化”，這本身就指向對不同于資本主義發展方式的新的人類發展道路的選擇。
近代以來，中國人對“物質生活”變革的追求，是從洋務運動開始的；對“政治生活”變革的探索，是從戊戌變法開始的；而對“精神生活”變革的求索，則是從五四運動開始的。五四運動的根本意義在于，隨著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先進的中國人，把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的實際結合起來，選擇了自己的道路，找到了中華民族前進的方向。五四運動，最終選擇了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作為人類前進的方向——從這個意義上說，“文化”關乎道路、關乎旗幟、關乎方向，也只有從這個意義上，我們才能真正理解“文化自信”為什么是最根本的自信。
光陰荏苒，物換星移，時間之河川流不息，而真理之光隨著時間的流逝更加燦爛輝煌。今天，我們重讀習近平同志這篇文章，更加深刻地認識到，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既是對當代中國最關鍵問題的深刻回答，也是在歷史發展中形成的完整的科學體系。這一科學體系是從中國實踐中來的，并成功地指導著中國實踐，是對馬克思主義的發展，是馬克思主義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21世紀馬克思主義。
（作者系北京大學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院副院長、教授）
(責任編輯：蘇玉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