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各種“陷阱”理論成為中國的流行語言，從“中等收入陷阱”到“低生育率陷阱”（經濟領域），從“盧梭陷阱”到“塔西佗陷阱”（國內治理領域），從“修昔底德陷阱”到“金德爾伯格陷阱”（國際關系領域），令人眼花繚亂、目不暇接。頻頻閃現于各類傳播媒體重要位置的各種“陷阱”理論，引起中國民眾的困惑，也引起了中國學術界的思考。
辨析“陷阱”學說：
從“修昔底德陷阱”到“金德爾伯格陷阱”
“修昔底德陷阱”源于古希臘兩個城邦國家斯巴達和雅典及其各自所領導的同盟之間長達近三十年的戰爭。古希臘歷史學家修昔底德作為雅典的軍事指揮官在其傳世名著《伯羅奔尼撒戰爭史》指出，伯羅奔尼撒戰爭爆發的原因是，雅典勢力的增長以及從而引起斯巴達的恐懼。無論是修昔底德的敘述還是歷史的真相，雅典不是新崛起的大國，斯巴達也不是守成大國。而且，修昔底德本人也并沒有提出“修昔底德陷阱”這個概念。然而，美國著名國際戰略研究學者、克林頓政府助理國防部長、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創始院長格雷厄姆·阿利森教授，在為21世紀的中美關系定性時，杜撰了“修昔底德陷阱”。他說，在過去五百年中，一共發生過16次崛起大國挑戰守成大國的先例，其中只有4次以和平方式結束紛爭，其他的12次均以戰爭收場。阿利森教授特別強調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典型性，他認為一戰的根源就是崛起大國德國挑戰了當時的守成大國英國，正如同雅典挑戰斯巴達、從而斯巴達決意發動戰爭一樣。阿利森教授把崛起大國必然要挑戰守成大國，或者崛起大國必然遭到守成大國的遏制，從而導致崛起大國與守成大國必有一戰的邏輯，稱為“修昔底德陷阱”。
“金德爾伯格陷阱”源于美國經濟學家查爾斯·金德爾伯格對1929年世界經濟危機的研究。金德爾伯格在《1929-1939年世界經濟蕭條》一書中指出，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大蕭條的原因在于守成大國英國沒有能力領導世界，而崛起大國美國又不愿意承擔責任，從而導致國際秩序的崩潰和世界大戰的爆發。美國另一位更為有名的國際戰略研究學者、新自由制度主義的代表人物、克林頓政府助理國防部長、哈佛大學教授約瑟夫·奈在重提這個話題時，把金德爾伯格的這個著名論斷稱之為“金德爾伯格陷阱”。這個陷阱的邏輯是，國際體系中實力最強大的國家如果缺乏提供國際公共產品的意愿，就會導致國際沖突不斷乃至引發大戰。約瑟夫·奈認為，由于特朗普執政下的美國在全球治理體系中的缺位，將導致全球缺乏公共產品的提供者；在這種局面下，如果中國繼續免費搭便車、不愿對國際秩序做出積極的貢獻，那么世界有可能落入金德爾伯格陷阱。
辨別話語偽概念：
警惕“陷阱”理論包裝背后的政策陷阱
約瑟夫·奈在展望未來的中美戰略關系以及可能的國際秩序大調整時，進行了超時空的乾坤大挪移式類比與想象。在約瑟夫·奈看來，修昔底德陷阱是作為崛起大國的中國“主動示強而不是示弱”；而金德爾伯格陷阱則正好相反，是崛起的中國“主動示弱而不是示強”。也就是說，作為美國重要的智庫謀士和外交戰略設計的圈內人士，約瑟夫·奈認為，如果中國示強，中美關系就會落入修昔底德陷阱；如果中國示弱，中美關系就會落入金德爾伯格陷阱。這是一個精巧的邏輯與政策的雙重陷阱，置中國的對外政策于兩難之中。而這正是約瑟夫·奈等希望出現的結果。
為此，筆者認為，格雷厄姆·阿利森和約瑟夫·奈等美國智庫研究者的目的在于，通過軟硬兼施的辦法，誘導中國外交政策步入美國設計的軌道，從而延緩中華民族復興的步伐、并從而護持美國在全球的霸權地位。
事實上，世界上本無修昔底德陷阱，亦無金德爾伯格陷阱。所謂的“陷阱”不過是對人類歷史的誤讀和對西方理論的迷信而已。因為，用于描述當今中美關系所面臨的修昔底德陷阱和金德爾伯格陷阱的“守成大國”和“新興大國”等一系列話語是偽概念。西方學術界通常把美國稱為“守成大國”、“現存大國”，相應地把中國描述為“崛起大國”、“新興大國”。然而，追根溯源，這些概念是西方中心主義的產物，它把西方國家視為主體，而把非西方國家和民族視為客體。如果我們換一個坐標，以有文字記載以來的世界大歷史來看，當今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和國家綜合實力以及國際地位的提高，并不是中國的崛起，而是中華民族的復興。與其說當今的中國是一個正在崛起的新興大國，還不如說中國是一個處于復興進程之中的大國。因此，所謂中美雙方分屬崛起大國與現存大國的國家定位，并不是一個與現狀和歷史經緯相吻合的準確表述。作為命題載體的概念本身暗含著極大的瑕疵，其邏輯推論也必不成立。
此理論非彼理論：
不能盲目迷信所謂的西方社會科學理論
基于對先進科技在國家綜合實力中重要作用的認知，部分民眾對現代科學技術有一種近乎條件反射般的推崇；基于對近代中國屢遭西方國家欺侮的歷史反思，部分民眾對西方理論有一種不假思索般的敬畏。現代科學技術肇始于西方，奠基于西方自然科學家的努力與貢獻。然而，來源于西方國家的社會科學學說與產生于西方國家的自然科學理論，盡管同樣冠之以理論之名，卻有天壤之別。自然科學領域內的各種理論是對自然規律的總結，是一種不可違背的規則；一旦背離這些規則，必將寸步難行。比如，由于對第一宇宙速度的認識與利用，人們可以把人造物體發射上天，成為人造衛星圍繞地球運轉。而如果認識不到或者不尊重這個規律，我們發射的物體是不可能到達地球上空的指定位置，也是不可能圍繞地球運轉的。這就是人們熟知的萬有引力定律。
然而，某些學者常常有意或無意間隱瞞了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學說之間的巨大差異，從而常常把社會科學領域的理論和學說等同于自然科學領域的理論、定律與規律，認為社會科學領域的理論、規律具有與自然科學一樣的功能與角色。正如自然科學的理論與規律揭示了自然界的發展規律一樣，社會科學同樣揭示了人類社會的發展規律。這是一種重大誤讀。必須強調，近現代以來西方的社會科學理論，既源于古希臘哲學和基督教神學理論，也源于西方國家的歷史經驗和社會實踐，卻缺乏對中國歷史的基本認知，也缺乏對人類歷史大視野的宏大思考。因此，這些西方學說或者理論，從學術角度而言，具有明顯的偏頗和缺陷。總之，基于西方哲學、宗教和歷史傳統而來的西方社會科學理論或規律，與自然科學領域的理論和規律絕對不能同日而語。我們切不可像推崇西方自然科學理論一樣去盲目迷信所謂的西方社會科學理論。
一言以蔽之，我們不該也不能亂用、濫用各種“陷阱”理論，更不能主動對號入座，把某些西方概念與理論當成中國的現實，成為“自我實現的預言”，從而落入西方學者為我們設定的理論陷阱和話語陷阱之中。我們必須具備基本的、必要的戰略自信與學術自信，一切涉及中國現狀和發展趨勢的判斷，不能生搬硬套源于西方歷史的理論概念和邏輯框架，而必須植根于對中國歷史深刻理解的基礎之上。當然，對于西方的社會科學理論，我們也不能一概加以排斥，而應該批判式的接受。
（作者系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副教授）
(責任編輯：蘇玉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