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孩政策調查：法定生育福利未跟上 部分人想生不敢生
大城市之所以出現低生育率，一是因為生活方式的影響，二是因為生育成本的影響。根本原因是公共資源配置匱乏和公共服務缺位，不能主動適應人口和生育的新態勢并及時作出調整。
全面兩孩政策已經基本實現了群眾生育意愿和國家生育政策的統一，各個部門都會采取相應的措施，把政策落實好。落實的具體措施是出臺相關福利政策，比如對生育婦女的就業問題、防止生育歧視的問題、落實生育保險的問題、丈夫陪產假的問題。更為重要的是，應該建立公平、合理、平等的法定生育福利政策
要二娃，還是不要二娃。
這個問題，估計很多夫妻很糾結。
張女士下了很大決心后，即將邁入二孩行列。
面對二孩政策煩惱叢生
作為一名80后，張女士在北京一家事業單位工作，經人介紹認識了在北京一家國企工作的先生。
兩人已經育有一個女兒，在北四環外有一套兩居室的房子。
平時的生活，兩人掙的錢足夠花銷，除了還房貸，基本上是想買點啥就買點啥，僅給女兒買玩具，就裝了三大箱子。
考慮到一個孩子孤單，張女士的先生一直再想要一個孩子，希望兩個孩子長大后可以互相陪伴。
今年1月，全面二孩政策開始實施后，看著周圍家境殷實的夫妻生了二孩，夫妻倆決定也要二孩。
“我一朋友，家里條件好，懷了二胎，就買了一套大房子，現在也不上班了，就等著孩子出生了自己帶。”張女士對《法制日報》記者說，“咱沒那條件，可也不能因為這就不要孩子，無非是房子擠點，老人幫著帶孩子累點，養兩個孩子辛苦點。”
要二孩，還是不要二孩。這個問題，也困擾賈女士多年。
“如果要二孩，大的就有個伴兒。可是，添個娃，不是動動嘴皮子的事兒，不但工作受影響，房子也要換。”坐在《法制日報》記者面前，賈女士掰著指頭說著，面無笑容。
賈女士是70后，高考時從外地考入北京一所高校讀書，畢業后進入一家央企工作，留在了北京。
深深體會在北京打拼的不易，賈女士工作上非常努力，不但業務精通，人際關系也很熟絡，很快成為了單位的骨干。
不久，賈女士遇到了現在的先生，結婚、成家，并在北京市朝陽區貸款買了一套兩居室的房子。
2011年年初，夫妻倆迎來了家庭新成員，一個胖嘟嘟的小子，一家人其樂融融。
有了第一個孩子，賈女士就希望能再有一個孩子，但夫妻倆都不是獨生子女，不符合當時的國家政策，無奈只好作罷。
時光荏苒，轉眼兩年多過去了，孩子上了一家私立幼兒園，家里的房貸也還完了，賈女士走上單位中層領導崗位，丈夫也成為一家公司的高管。
好消息接踵而至：2013年年底，國家調整完善生育政策，同意啟動實施一方是獨生子女的夫婦可生育兩個孩子的政策。2014年2月，北京市啟動“單獨”二孩政策。
雖然賈女士和先生都不是獨生子女，但他們看到政策趨勢是國家將全面實施二孩政策，分外高興。但高興之余，新的煩惱隨之而來。
一個煩惱是，房價漲得太快了。他們原來想，等到國家放開二孩政策后，如果要了二孩，就再買一套大房子。當時，他們的房子價格為每平方米5000元。再后來，北京放開“單獨”二孩政策時，他家所在的小區房價已經漲到每平方米3萬多元。
另一個煩惱是，誰來幫他們帶孩子。夫妻倆工作都很忙，都是單位骨干，賈女士還經常出差，孩子主要是奶奶帶大。但奶奶一天天變老，其他老人又無法幫他們帶。
公共服務不能適應新態勢
2015年12月底，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通過了人口與計劃生育法修正案，明確全國統一實施全面兩孩政策，提倡一對夫妻生育兩個子女。修正案自2016年1月1日起施行。
賈女士更為糾結了：終于可以按照國家政策再要一個孩子了，可自己卻好像離二孩越來越遠了。
“我們這片區域，房價已經漲到七八萬每平方米了，我就算是把現在的房子賣掉換個三居，也得把家底兒抖個精光。”賈女士對《法制日報》記者說。
“奶奶已經70歲，帶不動孩子了；我也不能在家帶孩子呀，那不得把工作辭了？可是工作辭了，一年小20萬元就沒了。”賈女士嘆了一口氣。
有著類似賈女士這樣煩惱的人，并不在少數。孩子所在的幼兒園班里近30個孩子，除了4家生了二孩之外，其他家長多有類似想法：想生不敢生。
有關部門數據顯示，自2013年啟動“單獨二孩”政策以來，全國符合條件的1100多萬對夫婦，截至2015年8月底，提出生育二孩申請的夫婦并不多，占比不到五分之一。
南開大學經濟學院人口與發展研究所教授原新對《法制日報》記者說，二孩政策就在那里，“他愿意生就生，他不愿意生就不生”。
原新表示，中央指出，在未來相當長時期內，我國人口眾多的基本國情不會根本改變，人口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壓力不會根本改變，人口與資源環境的緊張關系不會根本改變。因此，即使我們全面放開二孩政策，但實際上我們的人口壓力還繼續存在。
北京大學人口研究所教授穆光宗則告訴《法制日報》記者，全面二孩政策放開后和單獨一孩政策的效果不會有本質的區別，都不會改變低生育率格局，都會遭遇“遇冷”的理性反應。
穆光宗表示，2016年1月1日開始實施的全面二孩政策雖然從字面上看與單獨兩孩政策的目標人群不同，但由于非獨夫婦集中在1980年以前，60后、70后絕大多數已經錯過適齡生育的時機，處在想生而不能生、想生而不敢生的窘境，而80后、90后也處于能生而不想生、能生而不敢生的糾結狀態。
穆光宗認為，大城市之所以出現低生育率，一是因為生活方式的影響，二是因為生育成本的影響。直接的撫育成本和高昂的機會成本疊加在一起使得不少年輕父母在二孩生育面前望而卻步，想生不敢生，害怕做房奴和孩奴。
“根本原因是公共資源配置匱乏和公共服務缺位，不能主動適應人口和生育的新態勢并及時作出調整。”穆光宗說。
建立法定生育福利政策
張女士二孩的預產期一天天臨近了，她已經開始計算，自己能休多長時間產假，能享受多少生育福利，有兩個孩子后，未來的工作怎么辦。
“既然國家提倡一對夫妻生育兩個子女，是不是也說明生孩子不僅是我們的事兒，國家也應該有鼓勵政策吧？”張女士說。
對此，穆光宗認為，全面二孩政策雖然不會像我們希望的那樣收獲“愿生樂生、應生盡生”的效果，但生育政策和社會政策的綜合配套值得期待。
“首先要強化生育服務職能，優化從懷孕到生產的公共服務體系，為家庭發展保駕護航。例如，現在大城市的建檔床位緊張，近期要增加產床，遠期要增加婦產科和兒科醫生；高齡備孕需要孕前孕中產前的風險評估；孕前檢查是減少出生缺陷率，提高出生人口素質的重要預防手段。其次要改變二孩申報的程序，大道至簡，一切以方便民眾、幫助家庭為上。第三要順應計生改革的潮流，變懲罰多生為獎勵多生。”穆光宗建議。
實際上，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通過的人口與計劃生育法修正案明確規定，符合法律、法規規定生育子女的夫妻，可以獲得延長生育假的獎勵或者其他福利待遇。
今年1月，在國新辦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國家衛生計生委計劃生育基層指導司司長楊文莊表示，因為多次生育意愿的調查都反映出來，我們國家80%以上的群眾都是希望生育兩個孩子，全面兩孩政策已經基本實現了群眾生育意愿和國家生育政策的統一，所以國家各個部門都會采取相應的措施，把政策落實好。
楊文莊說，落實的具體措施是出臺相關福利政策，比如對生育婦女的就業問題、防止生育歧視的問題、落實生育保險的問題、丈夫陪產假的問題。
穆光宗認為，國家通過制定強有力的生育福利政策，弱化生育壓力，強化生育動力，降低家庭的生育成本，同時國家應積極主動承擔部分的生育責任和生育成本，從而改變一些年輕夫婦和家庭想生而不敢生、能生而不敢養的窘境。
原新認為，我們的政策并不必要鼓勵生育二孩，更為重要的是，“應該建立公平、合理、平等的法定生育福利政策，并不因為你生二孩還是生三孩，而是你符合國家法定的生育孩子的數量，都應該享受這樣的政策”。
